论鲁迅小说中的“环形营构”

朱崇科

提要：考察鲁迅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在淡化情节之余的同质性操作，而环形营构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种。如果从叙事内部进行细微切分，可分成两种类型：1大型环形：“封套”结构；2微型环形：关键词粘合。它们使得小说在封闭和开放之间的缝隙中绽发出独特的张力，甚至在叙事和意义之间也有类似的紧张。鲁迅小说中也包含了意义的环形，在《故事新编》中，乌托邦的有意设置和随之消解则集中呈现出意义环形的魅力。

关键词：环形营构；大型环形；微型环形；意义的环形

在鲁迅一篇名为《在酒楼上》的小说中，主人公吕纬甫对叙事者“我”说，“我在年少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走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在这段貌不惊人的文字中，实际上包含着发人深省的浓厚悲剧意识——事物发展的命定性以及人类挣扎的困顿。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兜圈子的蜂子/蝇子意象隐喻的不只是上述不容忽略的丰富蕴含。如果从叙事学角度思考，这个意象其实也隐喻了鲁迅小说的某种叙事结构——环形营构。国际知名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ek 1906-1980）教授曾经敏锐又深刻地考察了鲁迅短篇小说的形式建构，“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个人的经历的艺术加工造就了中国新文学最完美的形式——描写心理同时又反映社会的短篇小说形式”，甚至他还将之上升到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度，“通过细微的描写来反映整个宇宙的能力是现代文学从中国诗歌中继承的遗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短篇小说凝练的形式之中。” 相较而言，比起传统章回体小说对情节的处理和迷恋，初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大多可谓是比较散漫的，鲁迅小说同样也不强调或刻意结构情节，而更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诗化”色彩。

对情节的淡化并不意味着小说文体创新的粗疏和荒芜，相反，鲁迅小说在文体创新上可谓是不遗余力而且卓有成效、有口皆碑。考察鲁迅小说，我们也可发现其叙事在某些层面上的同质性，而环形营构就是其中的一种。

何谓环形营构？在本文中，就是指鲁迅小说中在开头和结尾之间或小说内部潜藏/凸现出一种回环、反观的关系/路向。在结构上，它当然是一种有着开合张力的叙事策略；而在意义层面，也可能存在环形的意/构；当然，环形营构策略也对意义的生成产生独到的效果。整体而言，前人对此课题研究不多，且大多只言片语、零敲碎打， 本文愿意集中论述、持续推进。 一 叙事策略：开合的张力

金（M. M. Bakhtin 15-1975）曾经勾画复调小说中的两种对话表现：1“大型对话”。意指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部分之间的一切关系，主要涵盖了各个层面的架构、人物与社会思想之间以及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关系；2“微型对话”。主要指向了文本内部（比如人物心灵内部等）。 由此得到启发，笔者将“封套”视为小说的一种主体叙事结构，也即，只有小说的主体结构实现了相应的回环和开合策略，才称之为“封套”——大型环形。而微型环形则指向的是由某些关键词连缀的回环结构。

为此，鲁迅小说的环形营构如果从叙事内部进行细微切分，其实也可分成两种类型：1大型环形：“封套”结构；2微型环形：关键词粘合。但不管哪种手法，都使得小说在封闭和开放之间的缝隙中绽发出独特的张力，甚至在叙事和意义之间也有类似的紧张（tension），而让读者为此获得一种激动人心的审美体验。

（一）大型环形：“封套”结构。美国学者威廉?莱尔在论及鲁迅小说结构时使用了这个词，而“封套”只是其小说结构的共同点之一，“这是重复手法的一种特殊运用。把重复的因素放在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的开头和末尾，使这个重复因素起着戏剧开场和结束时幕布的作用。” 而王富仁则将此进行了细分，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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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状态的封套；2场景的封套；3谈话的封套；4事件的封套；5动态的封套；6生命的封套。 显然，在本文中封套的概念则被继续具体化和窄化。而且，如果从叙事张力角度分类，则可分成1强化封套；2对立封套。

1强化封套。所谓强化封套是指叙事内部中，封套外壳与内部意义的指向相同或相近的叙事方式。其中比较典型的则有：《一件小事》，将一种叙事者主体对自我的批判、惭愧之情与自新意识贯穿始终；《伤逝》则是以悔恨为中心的纪录，开头结尾都是深切的忏悔语词，中间穿插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酒楼上》中，小圈子的悲剧意味同样浓郁至弥漫其间，虽然故事以二人的相遇与分手作为主线。

《故乡》往往被视为“离去-归来-离去”小说模式的典范 ，或者也被以游记结构的视角进行剖析 ，实际上，若从强化封套角度看，则是以悲凉作为一种底色和基调勾连首尾，既有对以前的故乡的深切怀念，也有对所谓希望等的质疑；《示众》中卖包子的胖孩子始终有气无力，最后还哈欠不断的叫喊“卖包子咧”，既形成一种呼应关系，而背后强化的则是旁观者/看客的冷漠；《风波》则是以九斤老太一家的吃饭琐事进行收放，在风平浪静下反讽了时期国家大事发展的虚泛性；《兔和猫》则是以白兔的可爱开始，以“我”欲去除危险的黑猫结束，表达了同样的爱憎取向。《白光》则是以陈士成看榜落第开始，到精神失常以跳湖自杀结束，控诉的都是“白光”的诱惑。

2对立封套。所谓对立封套，则指叙事内部封套外壳与意义指向基本相反/相悖的叙事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则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表面上看，它是一个楔子+正文的结构，而从情节上看，它其实更像是貌合神离的同心圆，楔子包含了正文13节的叙事内容，是一种既对抗又融合的关系。

《孤独者》表面上看由送殓事件构成了类似指向的关系，而实际上则不然。魏连殳为祖母的送终，在表面顺从下却难以掩盖仿若受伤的狼一般的长嚎和野性；而我给魏的送殓却是：最后迫于生计的魏不得不屈服于本来所反抗的世俗与传统以后，其一贯的独特却只成为“我”缅怀的品质/个性。毋宁说，这更是一种可贵素质以及人物悲惨的幻灭。

《离婚》中爱姑从开头的三年的坚持与顽抗，到最后却成为丧却合理立场与斗志的“一团和气”，其可悲之处却也体现了鲁迅对农民的深刻批判/反省：其争取的不彻底性和奋斗目标的不明确性。《幸福的家庭——拟许钦文》中则也呈现出一种对立指向，预设的幸福家庭其实无法抵抗残酷现实的干扰；《弟兄》中从开头描述的“公益局无公可办”到结尾的张沛君对公务的主动请缨，却也反映出别样的兄弟感情的烙印，它在一场虚惊（由怀疑猩红热到出疹子）中沉淀。

同样，《故事新编》中也有类似的操作。《非攻》中，同样以墨子的回家作为开始与结束，不过境遇不同。开始时是有人等待他回家请教问题，而结尾时他却成为募捐和驱赶的对象。《起死》则是以汉子复活前后形成对立，其间的闹剧才会彰显出庄子的学说空泛与理想主义。

（二）微型环形：关键词粘合。所谓关键词粘合是指在小说中同样包含了环形结构的元素，但并未构成大型环形，而只是由些许关键词相互呼应、连缀，而构成微型环形。

比如《头发的故事》中，“”作为开头和结尾的共通话题，而实际上，这篇小说的更深层立意则是对与头发相关联的的不彻底性与人性阴暗面和劣根性的嘲弄。《祝福》中则是以祝福节日的氛围作为环形营构的勾连体，而显然小说则是以祥林嫂的悲剧事件为中心考察更加复杂的、落后的文化及其代表者杀人的。

《肥皂》中则是以四铭买肥皂开始，以其太太使用结束。事件表面的简单并不能尽数背后这个伪君子和假道学心理意淫的现实转接（从孝女到老婆）；《长明灯》中则是以“熄掉他”这样的话语作为开始，以被编排成儿歌结束，显然，表面的微型环形叙事其实只能部分彰显“”的不易。《高老夫子》中，从开头“他的工夫全费在照镜”到结尾打麻将的琐事转换，当然也只能部分揭露高的不学无术和道貌岸然。而《奔月》中，马的意象连接首尾。显而易见，整篇小说有其更复杂的意义和精神关怀，甚至也远非现实“油滑”那么简单。

毋庸讳言，不管是大型环形，还是微型环形，都有其独特的功用，也有其深层的某种现实再现对应关系（未必是一一对应）。所以，钱理群敏锐指出，“这一切所昭示的，不仅是社会，历史，人生，人心„„的几乎不变，更是一种螺旋式的重复与循环。更准确地说，鲁迅并非没有看到变动„„鲁迅也并非否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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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进化„„但鲁迅却不愿回避、掩饰他所看到的事实：在中国，历史的‘古已有之’的现象实在是太严重和太繁多了。”

二 意义的环形：以《故事新编》为中心

所谓意义的环形，则是指鲁迅小说叙述背后所呈现出的意义指向的环形结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环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封闭结构，也并非显而易见，所以往往需要仔细体味才会有所觉察。当然，这种意义的环形主要体现在《故事新编》中，更准确一点说，以《故事新编》尤为典型。

如前所述，《故事新编》中偶尔也有几篇属于环形结构层面的文本，但大多数作品更属于一种意义的环形。同样，《呐喊》、《彷徨》中也有一些属于意义环形的作品，尤其是强化封套层面的作品则更突出。但由于其环形结构层面的特征明显，且本文对其意义指向还会专门论述，此处不赘。

在我看来，《故事新编》的复杂性和众说纷纭绝对不仅仅体现在文体纷争上，而且就是回到意义的解读上，也并非众口一词。而这本小说中意义的环形也同样如此。郜元宝曾经指出，“《故事新编》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山，是这一小说门类中迄今为止最好玩但也最玄怪的一部。好玩并不等于好懂。” 《故事新编》的文体定位为“现代历史小说”当然问题多多 ，但他对此小说理解难度的估计却很实在。 （一）单向的“新生” 建构？

在廖诗忠那里，《故事新编》的意义指向被窄缩为民族新生的正面建构，“《故事新编》的一个要紧之处是显示出鲁迅对民族‘新生’的正面建构的强烈意向，这在鲁迅创作中是一个新元素，但不是无根无由，突兀而来，而是一直就作为根本动因而支撑着鲁迅创作活动的一条思想线索，是这一条思想线索由隐伏到浮现的必然运作的结果。从民族‘新生’的自觉建构这个角度说，《故事新编》的创作是鲁迅创作的一个新阶段，是民族‘新生’思想母题的一次集中表现。”

然后他还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补天》中作为原初生命力丰盈强盛的原型——女娲的形象；《奔月》中羿作为原初生命力衰弱/扩散的寓言形象。甚至，他也莫名其妙的将《铸剑》中的“复仇”哲学视为新生母题而未加解释。

或许更具想象力的是他对《理水》结尾的分析。他一反前人对大禹“变质”信号的认定，而别出心裁的指出，“这恰恰表明一直横亘在鲁迅心中的超人/末人关系的紧张感和焦虑感，到了鲁迅晚年，已经被超越了。超人对末人的压倒性优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共在关系的平静的接受，这是鲁迅心灵力量向着更高境界升华的迹象。超人承认末人的存在甚至认可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更有力量的表现，是超越愤激之后的宁静。” 从“变质”认定到“超越”、“升华”的极端预设，个中的十万八千里差距实在值得好好反思。另一面，却也反映出《故事新编》的复杂以及重新认知的必要性。

廖对鲁迅以及《故事新编》的判断源于他对鲁迅及先秦文化关系的认知，需要指出的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积极方面的充分强调固然可能新人耳目、用心良苦，但这样的判断方式是很成问题的：对某一文化的现实性热爱和小说虚构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更大的问题在于，他的这种主题先行的做法却将复杂的《故事新编》简单化了。

（二）意义的环形：在建构与消解之后。

如果我们视《故事新编》为一个后现代意义上的文本（Text），那么对它的解读应该是开放的、众声喧哗的。但开放并不等同于随意，或者说不顾及小说深层的语境和意义符码（code）暗示。否则，很可能将古代文人惺惺相惜的纯真友情——“抵足而眠”解读为同性恋，或许可以一鸣惊人，但也贻笑大方。 廖对《故事新编》的解读首先有其主题先行的弊病。当他把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挪用到《故事新编》上来，成为一种整体隐喻时，它也因此被视为鲁迅对先秦文化“复古”与“新生”关系的再现，这也就意味着，《故事新编》的主题也应该是正面“新生”的建构。而实际上，对于某一时段的文学/文化的喜好却并不等于在小说虚构中秉持同样的好恶。

鲁迅，也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史上最复杂的作家（之一），自然有其需要反复阅读和思考的必要性，甚至连他自己的话语也要细致分析。比如，作为坚定的支持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新的大将，其古文造诣其实极深（这从其早期的数篇宏文就可看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近乎矫枉过正地坚持新文化：1925年，他在回答《京报副刊》有关“青年必读书目”时就坚持，“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书，多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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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书。”这是因为，“我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甚至在1935年初书写《采薇》、《出关》、《起死》等小说时仍然指出，“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 显然，鲁迅书写《故事新编》绝对不只是为了“新生”正面建构。

其次，廖对《故事新编》的解读，对其意义的总结，只是单向的；哪怕是从其新生母题建构考察，也是如此。其所举的例子，从正面上看，自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甚至他们很多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是，他并没有看到这些民族脊梁的不幸遭遇。所谓原初生命力旺盛的女娲则生前受到其所制造的小东西的指责、骚扰，死后还被卑鄙利用，甚至连鲁迅对此也很不爽，自己也承认，“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故事新编?序言》）《奔月》中的羿则被嫦娥抛弃；《铸剑》中具有高尚道义和为人类复仇的黑衣人最后和王以及眉间尺不得不同归于尽，复仇却也不得不奉上自己陪葬，这个正面建构的代价是否太大了些？ 或许更饶有意味的则是《理水》中的大禹。之前的禹无论是和懒惰的官僚，还是和钻牛角尖、不识时务的各类学者，还是和愚昧的民众相比，都呈现出倔傲、清高、务实、忘我的优秀品格，甚至我们从禹太太的破口大骂中也可反观大禹的“优秀”和敬业。但上京后的大禹祭祀和法事是阔绰的，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这和他之前的朴素对比俨然。更关键的是，我们要考察一下相关的后果，“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页303）。变化的关键不只是衣着和礼仪，问题在于，大禹和以前保守的官僚体系也逐步融合。无论如何，这也是禹向旧传统妥协的标志，也极可能是被大染缸持续深度污染的第一步。

在我看来，《故事新编》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先秦文化的关涉更多体现了鲁迅小说制造意义的环形策略，一方面是复杂的乌托邦建构，另一方面则是无奈的消解。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相对狂欢的处理方式以及虚构乌托邦神话又进行解构的操作毋宁更呈现出鲁迅在“虚与委蛇”之后的衷心希望——以传统文化的乌托邦救赎现实中国的荒谬、虚妄和误导性。

甚至，《故事新编》的意义指向远比上述概括复杂，笔者认为，它至少包含了三重指向：一、破灭的乌托邦：创世神话的构建与消解：1复杂的乌托邦建构；2无奈的解构。

二、现实指向：对话的世界：1再现的历史、神话、传说的“现实”；2书写者所处的客观社会的投射；3“油滑”与主体隐喻。

三、超越表征：文化哲学的内在凝聚：1对个体生命力的弘扬与赞美，主要体现为他的“立人”思想；2对集体的某些卑劣国民性的归纳、批判、同情与辩驳，主要指向为鲁迅对自古流传下来的某些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3人生终极哲学的批判和思考，主要是指鲁迅对人生存哲学的验证和关怀，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提供另外的平等的哲学对策。 三 环形营构中的意义生成

王富仁指出，“外部因果链上的基因的消除，给鲁迅小说的外部形式带来了严密的封闭性的特征，而它们的内部因果链上的基因则是永远不可能在小说中加以消除的，这给鲁迅小说的思想内容带来了极大的开放性的特征。而形式上的高度的封闭性与内涵意义上的高度开放性的统一，是鲁迅《呐喊》和《彷徨》的结构特征之一。” 上述论断非常敏锐地感知到了环形营构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丰富张力。从总体上说，环形营构更多是强化了意义的深度、广度和连续性。不管环形营构内部意义的指向是同向的还是对立的，都会因了环形的开合与发酵而让意义得以强化或延伸。

从小说意义生成的主要指向来看，简单而言，我们可以说，环形营构更多体现为一种反抗姿态，也隐喻了彷徨、挣扎的艰难。当然，如果更严谨和全面一些，环形营构所导致的意义生成则表现为更复杂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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