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古典小说理论与20世纪下半叶相关研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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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古典小说理论与 20世纪下半叶相关研究关系

刘克敌

[摘要]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于鲁迅的有关研究成果如《中国小说史略》等，虽 然迫于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大加赞美，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很少注意到对鲁迅的此类 研究给予阐释和发扬光大。尽管鲁迅的一些观点经常被引用，却并未在实质上进人古代文学研究者的 视阈，大致属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忽视”的状态，这实际上反映了古典文学研究界对鲁迅此类研究的 某种轻视态度。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对20世纪中国学术进行整体反思的进行才有 所改变，不过在具体阐释的策略和关注点上，来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声音有 明显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学术界对于鲁迅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已经 给予定评。

[关键词]鲁迅；古典小说研究；中国文学；中国现代学术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鲁迅与20世纪中国”的子课题“鲁迅与20世纪中国学术” (11%ZD114)0

[作者简介]刘克敌（956 —），男，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311121)

一、王瑶与陈平原笔下的鲁迅学术思想

1949年后直至“”开始前的十七年间，学术界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由于受到 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过分干扰，不仅一直把鲁迅的形象神话化，而且对于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一直 给予最高评价。然而，对于鲁迅的学术研究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虽然评价很高却大都失之

空洞和泛泛而谈，真正有深度有见解的研究成果很少。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对于鲁迅的学术 研究成果如《中国小说史略》等，虽然也给予一定的重视或者迫于来自政治的压力而不得不对鲁迅 的研究大加赞美，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却很少注意到对鲁迅的研究成果给予阐释和发扬光大。尽管 鲁迅的一些观点经常被引用，却并未在实质上进人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阈，大致属于“抽象肯定具 体否定或忽视”的状态。对于鲁迅之古典文学研究成就的重视远不如对其文学创作成就的评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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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看来，鲁迅的成就自然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而学术研究充其量是其副业。这种情况直到 20世纪7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而在90年代“国学热”时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提到鲁迅的学术研究，人们首先要说的自然是那部《中国小说史略》，对于鲁迅的那句“中国之 小说自来无史”，人们很自然给补上一句“有史自鲁迅始”。很久以来，不知有多少学者引用过这两 句话，但对于这后一句的出处其实已经不太清楚。查阿英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开头第一 句就是“中国小说之有专史，始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此文写于1956年，也许这就是最 早的“有史自鲁迅始”的版本。此外，王瑶先生在1986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也明确说过这句话，见 于该年度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之后即得到广泛的传播，而陈平原更是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这个 说法，可见此论断影响确实很大，但最初之出处却不太清楚。这里笔者无意考证其出处，只是想引 出本文的话题，即对王瑶与陈平原师生的学术史研究及鲁迅学术思想研究作一个简单的评述，并藉 此简单分析鲁迅的相关研究对他们两位的影响。

王瑶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坚持“师朱（朱自清）法鲁（鲁迅）”，即效法鲁迅的路子。鲁迅曾 经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 凿。”对此王瑶说-这话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古典文学遗产时的重要指针。对陶渊明这样一位历来 对他有过许多模糊认识的诗人，这样的研究就显得更其重要。”注重历史的传承，注意考察文人日常 生活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知人论世”，是鲁迅一直坚持的方法。鲁迅一方面注意文艺与时代及社 会环境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注意从文人心态变化方面切人对其创作的考察。王瑶很好地继承和发 扬了鲁迅这种方法，他的中古文学研究以及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有引人瞩目的成就，与受鲁迅有关 学术理念的深刻影响有很大关系。以下我们以王瑶的《中古文人生活》为例，看看鲁迅有关中国古 典文学研究设想及相关学术思想，在王瑶那里是如何发生影响以及王瑶如何一方面继承一方面有 所创新，从而做出自己独特研究的。

首先，在该书“自序”中王瑶明确说明其撰写理念和框架建构直接受到鲁迅的影响：

本书共十四章，大致是分三个范围论述的。第一部分是“文学思想”，着重在文学思想 本身以及它和当时一般社会思想的关系。第二部分是“文人生活”，这主要是承继鲁迅先 生《魏晋风度及文学与酒及药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着重在文人生活和文学作品 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文学风貌”，是论述主要作家和作品内容的。不过这只是大致的说 法，因为这三部分都互相有关联；而且如果要分开，这书中每章都可自成一单元，但因为又 是有计划写的，所以合起来也颇具系统。\"

此外，探讨王瑶所承受鲁迅学术思想影响，自然不能忘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及其他论著中 关于魏晋六朝文学的相关论述。如《中国小说史略》在提及《世说新语》产生的社会背景时，鲁迅这 样说：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 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① 阿英-关于〈中国小说史略见其《小说闲谈四种》中之《小说三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② 王瑶-中古文人生活》，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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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在“文人与药”一章中，王瑶指出魏晋文人服药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鲁迅在其 《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这一现象，说明其眼光独到。但为何会在这时期发生这 种现象，以及它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怎样的关系，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追索。\"之后王瑶就根据 《世说新语》等史料展开了精彩的阐释。王瑶指出，原始人没有生死概念，也就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与 悲哀以及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在《诗经》中也只有下意识的感觉，至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在《楚辞》中 才看到了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以及对超现实的追求，但儒家却对生死问题采取规避的态度，所谓“未 知生，焉知死”即是此种态度的代表性说法。直到汉代末年对生的感悟才大量出现在文学之中，其 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动荡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不安，一方面在于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趋于 成熟，而道家思想乘虚而人，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在这里，我们依稀看到鲁迅对道家意见的影子，即 鲁迅认为影响中国文人和文化最大者不是儒家而是道家。不过，王瑶指出，道家只是意识到和提出 了生死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法，反而使得明白此问题的人们更加痛苦，文人尤其如此。直到佛 教进人后，文人才有了寻求解脱的方法。因为佛教之所以有很大影响，并非仅仅因为佛理与玄学相 通而获得文人肯定，更是由于佛教的“神不灭”的报应说，更比较适合时代需要，可以给人们以心灵 上的安慰和解脱。正如鲁迅所言-佛教既渐流播，经论日多，杂说亦日出，闻者虽或悟无常而归依， 然亦或怖无常而却走。此之，则有方士亦自造伪经，多作异记，以长生久视之道，网罗天下之逃 苦空者，今所存汉小说，除一二文人著述外，其余盖皆是矣。” #所以在建安诗歌中，尽管还是充满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却已经有了对“人生的自觉”。“这种人生的自觉，实在是建安文学所 以能开一代宗师的重要理由。这时诗文的感慨苍凉，所谓建安风骨，正因为他有了这样充实的内 容。，，④

那么，为何文人会热衷于服药？王瑶指出，虽然有人相信佛教的轮回之说，相信神仙不死之说， 但作为一般人还是追求延年不死，而对于服药可以长生或者至少是延年，也还是大多文人都追求的 人生目标。此外，王瑶根据《世说新语》等材料指出那时文人的爱好服药，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 与文人追求仪容仪表之美有关，因为服药之后，无论是否有延年的效力，至少从表面看，面色会变得 红润而人也显得格外有活力，似乎更加健康。

不过王瑶的分析并未到此为止，而是更进一步追问道：为何那时的社会风气会如此注重一个男 性的外在之美？原来这一方面是承继了汉代以来人物评论的余风，一方面与文人谋求仕途的升迁 有关。要升迁就要有人推荐。要获推荐，就要得到他人特别是名人的好评，而外在之美就是很重要 的因素，因为古人相信由一个人的形体外部可以看到其全体，即“由形观神”。所以，“为了给别人好①②③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981年，第60页。王瑶-中古文人生活》，第5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56页。王瑶-中古文人生活》，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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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为自己的名誉前途，在这种社会风气下，除了完全以方外自居的任达之士外，谁又能摆脱 他的影响呢!”®最后王瑶还指出，那时的文人服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追求刺激，获得肉体的快感， 这与那时文都是贵族，生活条件优越有关。而服药产生的强烈刺激又会导致文人性情暴躁或 乖张，所以后人所追崇的所谓魏晋风度和名士气派，其实都与魏晋时期的文人服药有关。而有些所 谓的名士气和做派，倒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药性发作使然。因此，鲁迅和王瑶抓住“服药”这一点谈 魏晋文人及其创作，确实是抓住了要害和关键。鲁迅那篇《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由于 是讲演，很多问题不能深人具体阐释，而王瑶此书就对此进行了深人细致的阐述，并列举大量的文 人作品为例，然后从社会时代发展与文学发展演变关系角度，从文人生活与创作关系角度进行分 析，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中古文人生活》中，还可以看到王瑶关于那时文人对“小说”以及创作中运用虚构手法的评 述：

中国“小说” 一词的意义本来很广，汉志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自然亦 可包括乌有先生和亡是公问答的赋体。而且如西京杂记博物志世说新语等书，传统皆认 为是小说，则赋的内容实际还要比较更接近些。所以在当时人的眼中看起来，赋中所托的 古人本来即不必实有其事，自然在叙述中也不必其与史传相合，这只是一种“徘优小说”， 并不是历史的实录。\"

把上述论述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相关章节及有关文章结合起来，则可见其如何受鲁迅影 响以及王瑶如何根据自己的研究做出更进一步的见解。例如对《西京杂记》的评价，王瑶就与鲁迅 有微妙的不同。鲁迅认为“杂载人间琐事者，有《西京杂记》，本二卷，今六卷者宋人所分也。”“书之 所记，正如黄省曾序言‘大约有四：则猥琐可略，闲漫无归，与夫杳昧而难凭，触忌而须讳者。’然此乃 判以史裁，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鲁迅认为是小说，而王瑶 认为其实“传统皆认为是小说，则赋的内容实际还要比较更接近些”，但不管怎样，还是属于“俳优小 说”。

对于王瑶的古典文学研究及其特点，陈平原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中有 较为详尽的评价，认为王瑶在文学史研究中有自觉的对科学方的追求意识，即力图写出更具 “史识”的著作而非资料长编，这自然是受到鲁迅的明显影响。其次是坚持“以史证文”，这更多是受 到朱自清的影响。第三是重视“阐释与批评”，不陷于史料的堆积和繁琐考证之中，而是由史料引出 正确的结论。$对此陈平原没有指出受谁之影响，笔者以为，这方面王瑶应是受到他晚年一直推崇 的“清华学派”的影响。以下摘录几段陈平原评述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中关于小说与方术关系一 章的几段，以见这位高足是如何概括出上述评价的：

《小说与方术》一章共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考证的成分，每个部分又都是关于 小说产生与道家方术兴盛之间关系的论述。第一节，论小说产生于方术之士，而方术之士①

②③④

王瑶：中古文人生活》，第33页。 王瑶：中古文人生活》，第125页。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37 — 38页。 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3 — 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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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由“巫医之术”来的，因而吴薛综注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时说的“小说， 医巫厌祝之术”的说法，也大致是适用汉魏六朝这个时代的。文中引《汉书.艺文志》所录 小说十五家虽然今皆佚而不存，经过文献的考证，知道其中六种为汉代人所作，前九家多 为依托之作，最早也只能是战国末期的作品，其中自有不少出于汉人的。文章引《汉书（ 艺文志》以及班固注、《四库提要.小说类序》等材料考定，“知汉人所谓小说家者，即指的 是方士之言；而且这和《后序》中小说家出于稗官的说法，也不冲突。汉魏六朝对于小说的 观念和小说的内容，都和这起源有关。”接着，连续用近十余条材料论证：方术就是方术之 士，方术之士本来的地位，为士流所不齿；方士是由巫医来的，巫医的职务是通于神明；汉 魏六朝时代小说乃“巫医掩住之术”，非常有说服力。第二节，用大量确凿的材料，首先论 证巫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低的，以方术知名的人士出身不高，在那个门阀势力笼罩的社会 中是很难在政治上得意的。但医巫之术仍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为医巫之术本来盛行 于民间。但他们成了方术之士之后，由于干禄之心的增大，帝王们以方术求得长生的欲望 的强烈，因此方术之士也常常挟神书异籍来自重。接着，文章引用《后汉书.襄揩传》、《三 国志.张鲁传》及注引《典略》、《后汉书.襄揩传》章怀太子注引《太平经典.帝王篇》、《晋 书•孙恩传》、《晋书•周札传》等文献。论证方术的发展后来便成了道教，而道教的道术 和企图，也是和方士一样的，是流行于民间，是尽力想法向上干政的。由此得出结论性的 判断：“无论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 信心，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益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知识 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增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 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道称绝城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 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小说的产生与方士之间的关系， 在考据的基础上得到了清楚的阐释。第三节，开始用史籍材料论证方士的三个种类：（一） 前知吉凶，（二）医疗疾病，（三）地理博物之学。又用几条典籍的材料，说明三种性质其实 是相通的；山川地理是神仙所居的地方，珍宝异物是神仙所用的东西，前知吉凶和治疗疾 病是通于神仙和役使鬼物的结果。所以方术干脆就是通于鬼神之术。帝王们所以需要这 些方术，最重要的是为了长生不死。秦皇汉武的不死之药，都是基于这种动机。这时引曹 植《平陵东行》、王嘉《拾遗记》、托名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等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服药求仙、行气导引，既需漫长的时间，又随时可能产生毛病，于是方士们找出一条捷 径：炼丹。炼丹的方士也得到帝王的器重。这里又引用《抱朴子•金丹篇》、《颜氏家训. 养生篇》、《南史.陶弘景传》中的四条材料论证，炼丹以求得到皇帝的重用正是方士所企 求的理想结果。随后在这一节里，王瑶又以典籍材料证明佛教与方术在小说中的影响。 认为，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在东晋以前，人们仅认为是方术的一种，而信仰佛教的 人，由于各种原因，也常与方术相比附，使黄老、浮屠并称。因此魏晋早期小说中，很少有 佛教的影响，宋齐以下，佛法大盛，和方士的动机一样，佛教徒也就有用因果轮回等来宣扬 教法的。这时在街谈巷议的小说里，也有了佛教和方术内容的差异了。王瑶引《宋书.宗 室传》，特别是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中所辑《幽明录》一题材料，并完整地引录出来，证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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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佛教用小说攻击道教方术，借以宣传佛法的情形。第四节，说明方士、小说家为了他们 的信仰为人接受，也需要举出帝王因信任方士而能够太平兴国的事例。于是这时期集中 文治武功的英雄式的领袖汉武帝、淮南王刘安，就成了小说家聚积的理想的目标。这是小 说发展中一个重要现象。王瑶用几十条材料论证这一点。有了帝王，还要有佐助他的方 士，于是有了关于东方朔的许多奇言怪事的书产生和流传。在用大量的材料阐述这些观 点之后，王瑶作了自己的理论判断的升华*这是宗教，态度可能是很严肃的。因此小说虽 然是丛残小语，在作者也许是相信它完全是实事和真理。这些事纵然是出于想象的创造，但基于宗教热诚的幻想，也可能使自己相信它是真实的。因此小说的发展和道教的盛行， 存在这极密切的关系。”这种文学历史的阐释就是对于考证之学的很大的超越。第五节， 考订叙述魏晋时期小说的真伪与现存小说的特点。第六节以《世说新语》为中心，在考证 的同时，更主要的是论证了史传和小说的密切关系。既有大量的史料作依据，有对史实的 考证，有对于当代其他学者考证材料的引用，也有自己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断。如在论道 晋王嘉《拾遗记》时，王瑶认为，王嘉把传说和历史小说化了。因为他是方士，所以“殊怪必 举”，“博采神仙之事”；因为他又是一代宗师，所以能写得“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文字写 得絝丽，而且也有了人物和结构的雏形。但后人因为内容和史传不合，所以多斥他为怪 诞。“以史法与道德来绳方士之言，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本是街谈巷议的小说。而且 照近代‘小说，的观念，这也许是魏晋时比较最接近‘小说，的一种。”文章中对于《世说新 语》的神怪性质与历史特色、对于小说和史传的联系与区别的论述，都是很有见地的。

这一章典型地体现了王瑶所追求并实践的科学实证精神和方法的特点。一方面，他 重视搜索大量的文学与历史的现象的资料，对于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考证辨伪，使得自己 的论述有深厚的历史的根据；另一方面，他又不局限于繁琐的考证之中，总是在复杂的历 史现象中找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做出富于创见的理论性的论断。朱自清称赞王瑶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你能见其大，将繁乱的琐碎的材料整理出线索来，这是难得 的，有用的”。他在50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所写的文章里，又一次明确地表示了他 的这种文学史的自觉意识。他说*‘详细占有材料’是好的，但重要的是从这些事实中、材 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作为基础，“由于没有 正确的思想方法作基础，过去许多的研究工作者常常面对着茫然的罗列的材料，既不审查 它底真实的程度和一定的阶级背景，而只把它机械地堆积或排列起来，甚至利用一些材料 来达到他主观所臆想的结论”。①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陈平原的评价十分准确到位，不仅概括了王瑶在学术思想方面承受了鲁 迅和朱自清等人之影响，而且指出了鲁迅和朱自清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思路对王瑶的影响。

至于陈平原，他那篇《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被收人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 书，可以认为是陈平原对鲁迅学术成就和治学模式的概括性评价。此外在其他论著中，他也有很多 相关评述。以下我们即结合他对鲁迅学术成就特别是小说研究成就的评述以及陈平原个人在相关

①

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第（80 — 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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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研究成果，综合分析陈平原所承受鲁迅影响及其所做出的创新性成果。

首先，面对鲁迅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平原给鲁迅以这样的定位-像那个时代的若干大家一样，鲁迅的学术理想是熔铸古今会通中外，借用他为一个青 年学者的文学论著写的题记，则是*

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粲然可观……

如果再加上文学与艺术的横通、实物与文字的印证、正统与异端的对话，历史与现实 的交汇等具体策略，则鲁迅的学术追求大致可见。当然，“追求”不等于“成就”，鲁迅的许 多很好的学术思路其实并没展开和落实；就已有的学术成果而言，鲁迅的贡献仍以文学史 研究为主。只是将鲁迅的文学史研究置于其整个学术追求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确实有利 于我们对其研究策略的理解。®

在具体论述中，陈平原从五个方面展开，即“专著与杂文”“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世态人心”和 “学界边缘”。显然，论述鲁迅的学术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研究材料问题，鲁迅的学术专著其实不是 问题\"，主要是如何辨析和使用鲁迅杂文中大量出现和论述的一些学术问题，特别是鲁迅带有嘲讽 意味的一些论述，用于论述鲁迅的学术思想或治学方法确实有很大难度。这个问题不解决，鲁迅杂 文中大量材料是无法利用的。第二点“清儒家法”，其实是在蔡元培等人观点基础上的发挥，要论述 鲁迅直接承受乾嘉学派以及从章太炎及浙东学派那里学到的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并如何应用于小 说研究。在这方面，应该说陈平原的分析很有深度，可惜其具体案例分析不多。最后一点“学界边 缘”谈的是鲁迅与学术界的关系，这应该从学术界看鲁迅和鲁迅看学术界两方面分析，对此笔者另 有论述，此处不赘。

陈平原写得最好最有味道者，当是“文学感觉”和“世态人心”两部分，在这两部分，可以看到陈 平原走进了鲁迅的学术世界，仿佛带领读者探宝一般，边走边对读者介绍，说到妙处，真的感觉其有 眉飞色舞之状。学术研究与文学鉴赏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借用西哲的话就是所谓“灵魂的探险”，就 是我们这些或普通或平庸的灵魂在智者的引导下得以窥视那些逝去的伟大灵魂的过程。窃以为， 陈平原的一些学术史研究，不仅“升堂”而且已经“人室”。

其次，在撰写文学史方面，陈平原一方面承认深受鲁迅影响，一方面试图摆脱鲁迅《中国小说史 略》的巨大影响，例如他更注重抓住形式特征的演变:“我给自己写作中的小说史定了十六个字：‘承 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这路子接近鲁迅拟想中抓住主要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文 学史，但更注重形式特征的演变。‘消解大家’不是不考虑作家的特征和贡献，而是在文学进程中把 握作家的创作，不再列专章专节论述。” #不过他的设想虽然大胆且极具特色，他本人也认为是“体

① 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1页。② 其实也有些需要辨析，如关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明代胡应麟相关研究的关系以及与日本学者盐谷温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关系，以及对是否盐谷温的考察等。关于陈源指责鲁迅一事，虽然胡适当年已为鲁迅洗清不白之 冤，但此事直到今天似乎仍未尘埃落地。对此可参看钟扬的《盐谷温论《红楼梦》—兼议鲁迅“抄袭”盐谷温之公案》，原载于《南 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以及张永禄、张谡的《论盐谷温对鲁迅小说史研究的影响》，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 年第5期。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卷后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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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上有特点，或者说有新意” ！，却很难获得学术界的认同，特别是在具体的文学史撰写过程中，为 代表性作家作品列专章专节论述早已成为通例，如果不如此，不仅一般读者会感到线索不清，即便 专家学者也不容易把握某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因为通常情况下，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正是 由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构成。所以，陈平原的这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清末民初小说研

究》原为严家炎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图志》的第一卷，但因为参与写作的其他作者在撰写理念上和陈 平原有不同意见，致使该书最终流产\"，陈平原不得不把已经撰写的第一卷改名后单独出版。

显而易见，陈平原的文学史撰写理念说是“曲高和寡”也好，说是另辟蹊径甚至过于超前也好， 恐怕短期内还难以获得学术界的认同。但作为一种极有价值的尝试，作为不是为普及而写而是致 力于学术创新的文学史撰写方式，陈平原的努力依然值得赞许。也许陈平原心目中最理想的或者 说最“野心勃勃”的文学史撰写，就是既按照鲁迅所设想抓住主要文学现象来展开论述，比如鲁迅的 以“药酒、女、佛”来概括六朝文学；又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有所创新，写出陈平原自己的特色。 如此，方能超越鲁迅的小说史研究。

其实，关于文学史的撰写文体，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受到特殊的关注，只因这一问 题关联到构建现代中国学术体系问题，关系到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既汲取外来文化体系尤其是西方 学术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又能承继传统学术资源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那些资源，从而在上述基础上 生成具有中国特色之现代学术体系的问题。为此，不妨看看陈寅恪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是如何 提出他关于文学史撰写之意见的-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

陈寅恪此言，是有感于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创作，和他们之间以及同时代其他诗人之间的相互 影响相互启发有很大关系。这些关系中不仅有模仿，更有改进。也只有借助于类似史学长编的文 学史，也即“文学编年史”，才可以清晰勾勒出文人之间交往活动对他们创作的复杂影响。不过，这 样的文学编年史撰写与一般的文学史有很大差异，也更加专业化和学术化，其编写的难度也很大。 我们提及陈寅恪的愿望，无非是说明，在鲁迅和陈寅恪的时代，文学史的撰写本来就有很多可能，而 他们两位也都是有可能撰写出通史的文史全才，可惜均未实现他们的抱负。

二、杨义等当代学者眼里的鲁迅学术思想

另一位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作出很大成绩且也是由现代转到古代的学者是杨义，他的《中国古 典小说史论》与其《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新文学图志》等，不仅受到学术界很高评价，且也被他

①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第319页。

② 如钱理群就认为-平原这卷小说史不专门谈作家作品，是有很大优点，可也有弊病。这弊病到下面几卷会越来越突出， 晚清小说毕竟没有大家，，’就不一样，鲁迅怎样写？”吴福辉也承认-平原这小说史写得很干净，太精炼了，有过于浓缩之嫌。 读起来挺吃力，水分太少了。”参看前注陈平原书中第322、325页。

③ 陈寅恪：《元白诗稿证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978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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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称之为“它们都有我的生命和心血的投人”！，自然是其一生学术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从上述 三部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深受鲁迅之小说研究的影响，且试图立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 方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做 出创造性的新的阐释。以下摘录几段杨义上述著作中直接引用鲁迅有关论述的段落以及对鲁迅之 中国古典小说成就评价的段落，以见其所承受鲁迅学术思想的影响-鲁迅打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著成开创性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借鉴了西方的小说观念和文学发展观的，但他也感觉到讲中国小说史，不能不追踪中国小说的命名

...\"

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杨义在第19章专门论述了《红楼梦》与小说的关系，下分五节， 每一节杨义都是先提出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评价或者是指出鲁迅的创作与《红楼梦》的关系，然后 再对时期小说创作与《红楼梦》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阐释。以下几段既可看出杨义对鲁迅之 《红楼梦》研究的评价，又可看出他如何受到鲁迅相关评价的影响，转而应用于对时期小说的评 价之中。

鲁迅从本质上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特点，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 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 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样鲁迅就为新文学的现实主 义找到一个古老的典范，确定了一套基本的原则。#

鲁迅总是把艺术上的创新和描写平凡的亲历的题材联系起来，《红楼梦》所提供的“正 因写实，转成新鲜”的经验，是贯穿《呐喊》《彷徨》的基本的艺术原则。他小说中的人物总 是把真实性、平凡性和普遍性结合在一起，正如曹雪芹写出高度真实的贾宝玉、林黛玉，就 打动了千百多情的男女一样，阿

Q、闰土、祥林嫂、孔乙己是永远使人难忘的典型。®

作家的大多数缺乏曹雪芹那样的大家风度，学《红楼梦》有时落了痕迹，把创造变 成模仿，也是不足取的。尽管有这些原因，但《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还是可以在 小说中看到的。鲁迅等人吸收《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杰出手腕，对于自己小说的民族化 和成熟化，起了良好的作用。小说创作的历程依然证明了这一点'红楼梦》是我们民 族文学的巨大的艺术宝库，它泽被后世，功不可没。％

此外，杨义在其《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一书中，设专节对鲁迅的学术思想、治学特点及方法 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该书共五章，另有导论、附论和余论，第四章为“会通效应通论”。对于“会 通”，杨义这样阐释-会通，或融会贯通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众所趋同的一种基本的学术范式和学术①②③④⑤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此语见于该书的“后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2页。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632 — 633页。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636页。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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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长期处在频繁的思潮变换和激烈 的中西文化碰撞及对话之中。众生喧哗，各种文化思潮和学术体系以不同的声音、言语、 观念、诉述着自己的合理性，于是热闹中求深沉，一些视野开阔的学者面对丰富的智慧闪 光和思想要素，开始了不同形式的创造性综合，或综合性创造。

融会贯通是面对复杂纷纭的文化思潮而不满对其进行分类排比之时，进而在深层学 理上求其本质的一种思想方式。……省略，唯“通”字不能省。®

对“会通”做了这样的界定后，杨义就在题为“深度识力是会通的神经”一节中，集中论述了鲁迅 在其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深度识力”以及所使用的学术方法。中国古代学者治学，历来讲究“才 学识”三字，而以“识”最为重要。所谓“识”就是见识、见地、史识，就是有自己对历史的独到见解，如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在《史通》中提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其中，史 学指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方法技巧。史学家必须“三长”兼备，而史识又 是最重要的。杨义所使用的“深度识力”与古人的“史识”或“见识”内涵大致相同。

杨义认为，鲁迅的这种“深度识力”，首先表现在文献搜集和材料鉴别方面，对此鲁迅有两种表 述-扫荡烟埃，斥伪返本”和“极微见昭，勾稽渊密”，大致而言，搜集材料的过程就是去伪存真、集腋 成裘的过程。杨义对鲁迅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为搜集资料所付出的劳动和成果给予很高的评 价：

十余年间政事扰攘，人事蜩沸，而鲁迅小说史料终不放弃，这“锐意穷搜”四字，包含着何等 定力和识力。\"

再看刘勇强对鲁迅之古典小说研究成就的评价，他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中以专节评述 了鲁迅的研究。以下是其主要观点-虽然“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一直呈强劲态势，但并不意味着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史学 科的建立过程中，传统学术完全无所作为。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小说史著，鲁迅的《中 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在“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学术背景下，不单确立了小说史 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与内涵，而且有着明显的纠偏意义。

1920年11月起，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稍后，他将讲义整理出 版。这就是引导和影响了古代小说研究几代学人的《中国小说史略》。

《史略》的学术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的学术史价值。也就是说，它打破了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史略•序言》），使小说登上了学术的殿堂，小说史逐渐成 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其次则是书中学术思想的科学价值。虽然时过境迁，小说史研究已① 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5 — 216页。

② 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第244页。③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下引用部分见于该书第569 — 575页。

这种思想方式讲究的是博闻中的通识，透入一层而

追求学理的本原。作为一个术语，它又分别表述为“融通”、“贯通”或“会通”，其他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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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长足的进步，但鲁迅的许多观点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发性，而这两方面 的意义又都与鲁迅研究小说史的学术理念及表述方式密不可分。

事实上，鲁迅小说史研究特别重视的就是对小说发展演变规律的揭示，这也是《史略》 作为“史”而不仅仅是“作家作品通览”的长处。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开篇就 说，他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这正是《史略》的最基本的理 念。

总的来说，《史略》的论点发隐扶微，细致精当，这与鲁迅的充分准备分不开。他在谈 到《史略》时就说过，“我都有我的准备。”（《华盖集续编•不是信》）实际上，鲁迅的小 说史研究自成系列。除《史略》外，有《古今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这样的作品考订；有 《小说旧闻抄》这样的史料搜索；也有《破〈唐人说荟〉》《宋民闻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这样 的专论。它们与《史略》相互补克、相得益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治学崇尚平实。如 他不赞尚胡适等人“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他用的都是“通行之本，易得之书。”固在具 体考证中，他适可而止。因为他觉得，有些问题“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二心集.关于〈唐 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较之后世小说史研究一些走火入魔般的考证，《史略》的精神也 是应当提倡和效法的。

三、古代文学研究视域中的鲁迅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当代学者黄霖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成就斐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影响很大，他撰写的《中 国小说研究史》！中即设专节评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给予高度评价。黄霖认为，之所以说鲁 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成熟的小说史著作，是基于以下几点-体例完整，内容全面。从史家对小说概念论述到对小说渊源即神话传奇之追溯，一直 到晚清之谴责小说，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小说产生、发展、演化的过程。

体系科学而严谨。对古代小说纵向以朝代分，横向从题材、语体上分，并概括出很多 科学而富有创意的概念，如将明代小说分为“讲史”“神魔”“人情”，将《儒林外史》归于“讽 刺小说”，将《品花宝鉴》等归于“狭邪小说”，《官场现形记》等归于“谴责小说”等。这既不 同近代学人贴西方“标签”的做法，也不同于以往小说史或枝蔓芜杂或笼统而缺少理论界 限的分类，非常贴切而又清楚。

资料坚实，立论精审。《中国小说史略》多发前人所未发之见，但也注意吸收前人如胡 应麟到胡适等人的成果。也借鉴了日本岩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的有关内容。它 不同于胡适单纯以“历史演进法”来考证小说的演化，而是在史的源流中突出文学这样一 种精神产品的创造，将它更多地与当时思想文化的氛围及其文人心态结合起来，而不是附 和于社会历史的变迁。这样处理“文”与“史”的关系，可以说是解决了材料考据与文学感①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下面所引用黄霖观点见于该书第244 — 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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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之间的矛盾。因此，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除了资料的扎实与准确外，更重要的是对作 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及与时代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精彩之见迭出。

总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后世小说史的撰写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尺，后世欲超 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在资料占有、观念创新与见识眼光上取胜，便很难有所突破。建国后到1980年国内所出版的小说史只有三部，这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 《中国小说史稿》，该书于960年出版，后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于1978年修订为《中国小说 史》。第三部就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于1979出版。纵观这三部小说史，明 显都是按照《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为编写依据。黄霖指出，这三部著作都普遍引人历史唯物主义 与辩证法的原理，试图用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古代小说作家与作品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特别 注意总结了几部古典名著的研究成果，整体上代表了这一阶段小说研究的总体水平。但是，黄霖也 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三部著作都简单套用政治或哲学眼光来看待古代小说，往往使得本应内蕴丰厚 异彩纷呈的小说史变为机械枯燥的政治思想诠释史，甚至有一部分阐释直接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 这当然是受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研究风气所致。从黄霖的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他对鲁迅之小说史 研究理念的推重以及对后来一些研究之局限性的批评。作为比较，黄霖对同一时期出版的孟 瑶的《中国小说史》的评价相对还是比较公允，但认为该书对小说史规律性的探讨尚嫌不足。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黄霖的学术思路，以下我们引用几段他述评建国后两部影响最大之中国文 学史的章节：®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于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约80万字，以时间为纲，按照朝代分期。每一朝代都根据经济基础、阶段关系、社会 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再划分为几个段落，如：《诗经》分为西周前期的诗，西周后期的诗，东 周的诗三段；宋代分为北宋初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五段；明代分为 明初，成化至隆庆，万历，明末四个时期；清初至鸦片战争分为顺治、康熙（上），顺治、康熙 (下），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期四个部分。本书编者“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观点，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并给古代作家和作品较为恰当的评价”(“编写说明$ )。他们注意把文学现象和它所产生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斗争结合起来考察，分析历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给予当时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于时代生活和社会矛 盾的反映。如分析《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现与元末明初农民战争的关系，明初政治高 压对当时诗歌戏曲等创作和风格的影响，万历年间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小 说戏曲的繁盛。这种社会历史方法尽管还只是注意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视野还不 够开阔，但是著者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客观的，没有像此前的几部“红色文学史”，假想地 抽象出某个规律来框定文学史的叙述。评述作家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多从具体对 象出发，立论相对来说也较为平妥。

然而，稍迟一年出版的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却未能获此殊荣。 实际上，这部《中国文学史》与科学院的《中国文学史》在写作原则、编写体例上较为相似，①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44 — 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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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材料的占有和分析则更为丰富和细致，不凭空扣帽，不空发议论，不轻下判断，立论审 慎，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则来真实地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评价作家 作品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与科学院的《中国文学史》不同的是，这部《中国文学史》不 再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外围背景另立出来单独叙述，而是融入到具体作家作品的 评述中，应该是这种编写体例更为合理些。但是，在19 6 4年强调阶级分析的学术思潮中，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遭到了大规模的学术批判。批判该著以抽象的“人情”和 “真实情感”为标准来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超阶级观点，很少分析古代作品精华部分的时 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对古代作家作品批判得不够坚决，存在着不够准确和深刻等错 误。随后，便是十年“”，《中国文学史》教材的建设，遭到极大的破坏，陷于停顿状态。黄霖指出，纵观1949年后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历史，可以发现其主要意图就是要有效 配合思想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的需要，引导学生热爱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创造社会 主义新文学服务。这三十年中编撰的各种《中国文学史》都毫无例外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基本线索，阐释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并依据“人民性”这 一概念，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进行定性分析。一般而言，当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时，所编写的 《中国文学史》就更为偏激、更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反之则更为重视文学的内在属性。 黄霖认为在这个总的倾向下，相关研究者还是能够尽可能思考中国文学史自身的一些问题，如中国 文学史的主流、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等问题。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大家对鲁迅之有关中国文学史的 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但对鲁迅所使用的文学史撰写理念和框架却并未给予真正的重视，而满足 于引用一些鲁迅的观点作为论证的支撑，属于典型的“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或忽视”之例。

再看一部专门史，即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该书内容所受鲁迅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 方面。一个是直接引用鲁迅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有关评价，作为阐释评述某种文学现象的理论依 据，一个是在论述历史上某一时期的小说发展或某一作家作品时，同时对鲁迅的相关研究进行评 述，第三是直接使用鲁迅在《古小说钩沉》等著作中提供的资料，作为阐释某种文学现象的事实论 据。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该书引用鲁迅观点或使用鲁迅资料多达五十六次，考虑到这仅仅是阐述文 言小说的专门史，这样的频率是很高的。此外，该书很多地方尽管没有明确说明是引用鲁迅有关评 述，但其论述明显受到鲁迅影响。兹列出一二处如下-魏晋是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士大夫的玄学清谈之风对于社会政治、国家大事来 说，是带有破坏性的腐蚀剂；但却促使知识分子从两汉经术和谶纬宿命论的思想控制下解 放出来。士人意识到人的自身价值及其存在的意义，怀疑和否定传统的外在权威，追求人 内在的人格与完美；也讲究人的仪表风度，崇尚潇洒疏放、俊秀雅谈之美。士大夫们 聚会在一起，以谈玄理、品评人物为风尚，谈玄机锋高妙也是表现人的才智和风度的方式 之一。人们一反儒家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实际上却是很虚伪的）生活态度，追求恣肆狂 诞、放浪形骸、饮酒享乐的生活，菲薄外界强加的伦理道德框架，充分张扬个性，表现自我。①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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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觉醒促进文学的自觉，更推动了以描写士大夫和精神风貌为主的志人小说的兴起。 《世说新语》就是士大夫日常生活、人生理想、道德规范、内心世界以及审美意识的写照。！ 以下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相关论述-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 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 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 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 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 笼也。\"

同样是论述魏晋时期志人小说兴起的社会原因，同样是一章的开头语，尽管具体表述有细微差 异，但明显与鲁迅说法大同小异。自然，鲁迅不过是准确概括了那个时代小说发展的基本特征而 已，所以后来的写作者提及这一时期，也只能这样论述，不能因为要标新立异而未被历史事实。所 以这不是因袭鲁迅观点，我们只是想说明鲁迅此段概述对后人的影响罢了。

另一位值得评述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大家是阿英，特别是在晚清小说研究方面，阿英在很长一 个时期都堪称独步。阿英对鲁迅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评述，主要见于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 国小说史略〉》，一篇是《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均收人其《小说闲谈四种》。以下我们摘录几段 阿英在《关于〈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鲁迅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成就及特点的评价-《中国小说史略》的编写成功，无疑的，是一部有光辉的书。结构本身，就体现了鲁迅 先生当时写作的基本精神*演进$鲁迅先生自己的话）。中国小说的发展道路，成长因 素，丰富而多彩的智慧与经验，以至人物的典型创造，几乎都是通过及其简略的叙述，深 刻、突出、并有重点的表现出来。不但把晚清以来的研究发展到了顶点，也替以后用新的 观点和方法研究小说的人，准备了宽广的道路。直到现在，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年了，在小 说史著作方面，我们也还是只有这部值得夸耀，又经得起长期考验的书。

这部书，也反映了鲁迅先生谨严的精密的治学精神。只要研究过鲁迅先生治学方法 的人，我想总能说出：鲁迅先生不但在西洋文化方面有深邃的研究，对中国文史有渊博深 厚的基础，在治学方法上，也是承继了历史上有名的浙东学派衣钵的。就从这一部书及其 有关材料里，我们不难体会，鲁迅先生在掌握材料的过程中，是怎样的进行搜集、甄别，又 继之以精细反复的校勘，以求材料的真实可靠。在研究过程中，怎样探索倾向影响，阐明 艺术特征，然后自抒卓见，作出合理的分析论断。写作过程中，又如何掌握主次，去芜存 菁，并力求文字的精炼。严肃审慎，实事求是，这正是《中国小说史略》的特色。#

毫无疑问，阿英对鲁迅的上述评价很高，所提出论断也很有见地，即便是放在今天也并未过时。 考虑到这是阿英在1956年所写，不能不说阿英对鲁迅的学术研究及其特点极为熟悉，且其概括也

①

② ③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第200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60页。阿英:《关于 < 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三谈》，第235 — 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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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见学术功底。虽然这里面很难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鲁迅在1949年后是被置于“”文 学旗手地位的，但从此文整体看，阿英的评价还是主要基于学术方面。

自然，对于鲁迅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阿英也实事求是地给出具体评价-不过这毕竟是完成在新民主主义初期的著作，所以论《红楼梦》，则止于曹雪芹“自叙”说，论农民和谴责小说，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有更高的理解，若干论断，也必然难跳出唯 心范畴，还达不到从阶级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因为是“史略”，以及当时很多材料还没有发 现，也就不可能“详”。①

阿英还对作为学者的鲁迅之治学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评述，此见于其《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 生》一文。该文同样写于1956年，对鲁迅有关小说研究的差不多所有的论著都进行了综述，意在从 小说研究发展史的角度对鲁迅的学术研究价值给予评价。同时该文同样对鲁迅的治学方法以及该 书在体例上的创新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评价-在体例上最见特色的，是鲁迅先生只注意于“蜕化的迹象”，而寻其发展，在必要时亦 叙其对前人的拟作。于一体例的兴，也略述其根源、趋向，有时也说到发展的结果。阿英也注意到鲁迅在观点论证方面的独到之处：

论证方面其特点自不外考证精确与论断谨严。于每一倾向，只涉及代表的作品，其详 略又据价值而定。#

不过，在该文中，阿英还是增加了对鲁迅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不足的阐述，并从四个方面给予 具体分析。阿英指出，鲁迅之研究的不足，首先是对社会经济背景叙述的不足，其次是对小说作者 以及思想考察部分的缺乏，第三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很多史料鲁迅没有见到，自然无法加以利 用。第四点则认为鲁迅虽然自称写作态度谨严，但态度的谨严并不一定导致论断的正确，阿英并对 此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应该说上述四点不足确实存在于鲁迅的论著中，所言大致到位，在阿英写 作此文的前后，也有其他学者对鲁迅论著中的不足进行批评。不过，阿英的这些批评却是立足于正 面肯定，是在整体给予高度评价的前提下才指出其不足的，并且阿英在列举出四点不足后，还是很 客观的且站在小说研究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指出-总结的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对中国小说研究极重要的书，甚至到 现在为止，还没有更好一些的产生，特殊是关于古代的钩沉部分。不过，我们是决不能以 此为满足，忽略了能否适应现在读者的需求，以及批判的继承他的遗业。而继续发扬光大 的应担负起的关于这一方面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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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今天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发扬光大鲁迅、阿英等人研究成就方面，还是 有很多工作要做的，至于超越他们，应该是更为艰难的课题。最后笔者以为，在今天无论是现代文 学研究界还是古代文学研究界，首先应打破学科界限的篱笆，加强沟通合作，结合当下中国学术发

①

②③④

英：阿《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小说三谈》，第238页。 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小说四谈》，第187页。 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小说四谈》，第187页。 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小说四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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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大趋势，对鲁迅学术思想和理念给予更为深刻全面的阐释。其次应加强对鲁迅学术思想与20 世纪其他学术大师的比较研究，并在比较中发见鲁迅的特殊价值。最后，鲁迅的学术思想一方面承 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更受外来文化思潮影响，特别是在研究思路和方法概念方面，对此我 们的研究依然薄弱。如果上述几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则鲁迅学术思想这一珍贵资源必将对当代 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