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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商隐诗歌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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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商隐诗歌的忧患意识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射阳港学校 贾中奎

摘要: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具有忧国、忧君、忧民、忧己等方面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李商隐忧患意识的形成受自身坎坷经历影响,更和晚唐时期社会的动荡相关联。

关键词:李商隐;诗歌;忧患意识

晚唐诗人李商隐,累世孤孑,家门衰薄,幼年丧父,艰难度日。他有壮阔的政治抱负,有“欲回天地”的雄心,但他生活在晚唐王朝崩溃前夕,又始终处于牛、李党争的缝隙中,羁泊飘零。社会的黑暗,王室的衰微,个人前途的沉浮,加上理想与现实的极大反差,使得李商隐的诗歌充满了一种深沉、悒怏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一种内容复杂的、带着时代脉膊跳动的、有着显著个性特征的艺术化情感。这种情感与其简单地称之为忧郁感,不如说它是一种忧患意识。李商隐诗歌中的忧患意识包括忧国、忧君、忧民、忧己等四个方面。

一、忧国思治,欲回天地

李商隐的忧国思想,首先体现在他创作了一大批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势力的诗歌。他以含蓄而精彻,委婉而深沉的笔法,对割据的藩镇、跋扈乱政的宦官集团以及排除异己的朝官党争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挞伐,反映了人民对国家统一、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的强烈愿望。

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长期延续,影响到唐王朝的政治、财政、边防、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唐朝后期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李商隐从青年时代就密切关注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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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把它看成国家的“疮疽”之患,写了一系列诗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藩镇割据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唐朝廷调集讨伐泽潞叛镇刘稹,李商隐在《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这首诗中,热烈歌颂了这场平叛战争:“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早勤勋庸燕石上,伫光纶缚汉庭中。” ①诗中斥指妄图割据世袭的刘稹为“狂童”,说他正像在沸鼎中挣扎的鱼,在危枝上筑巢的鸟,形象地揭示出叛乱者必将迅速覆亡的命运。在另一首寓言式的小诗《赋得鸡》中,李商隐则把割据者比作一群贪婪好斗、不愿报晓的鸡,揭露了割据势力贪婪利己的特点。而《井络》一诗更对妄图恃险割据的“奸雄”辈提出了严厉的警告,揭示其必然灭亡的命运,表达了诗人对割据势力的极端憎恶。前人评此诗曰:“足夺奸雄之魄,而冷其觊觎之心。”②足见其诗思致深刻、笔意冷隽了。另外几首反映藩镇割据问题的诗,如《随师东》、《韩碑》等则把讨伐战争的成败和朝廷政治的得失紧密联系起来,展示了更为深广的内涵。

李商隐在反映藩镇割据的同时,他的诗笔还触及到社会的另一“疮疽”——宦官乱政。

宦官擅权,是唐代后期政治的突出标志和重要原因。甘露之变,集中体现了皇帝、朝官与宦官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次重大的政治变故给李商隐以极为强烈的震撼。事变之后,他写了一系列抨击宦官乱政的诗篇。《有感二首》集中反映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诗中直斥宦官为“凶徒”,愤怒地揭露了他们劫持皇帝,株连朝臣,制造大规模流血惨剧的暴行,描绘出事变期间长安内外,朝廷上下一片恐怖的气氛,为这场变乱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鬼箫分朝部,军烽照上都”③,可见他对大批朝官的被害,对作为京都的长安到处是刀光剑影,感到无比沉痛。第二首的最后两句“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④,就是表示这一忧伤的。诗人不仅生动地描写出流血干门的事变气氛,还进一步点出在宦官更加猖厥的形势下,皇帝如同傀儡的悲剧。当时宦官凶焰正炽,“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⑤朝廷上下慑于宦官的淫威,很少有人敢于申张正义。李商隐却敢于写诗对宦官的暴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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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抨击,这是要付出极大的勇气的。《重有感》是李商隐从另一个侧面抒发自己忧愤之情的作品。全诗既表现了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注,对宦官势力的憎恨,也蕴含着对坐视朝廷危机不加救援的藩镇的强烈不满。他的另一首《曲江》着重抒写了他对甘露之变的深刻感受和对唐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

李商隐对宦官黑暗势力的憎恨,还倾注在酬赠、哭吊刘蕡的一系列诗篇中。当李商隐得知刘蕡被贬至柳州去当司户参军的小官(实际等于流放)时,李商隐怀着高度的敬意写下了《赠刘司户蕡》一诗。“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墙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风巢西隔九重门。”⑥诗中,表达了对刘蕡的宦官势力的愤激。诗中首联的写景寓有比兴象征,渗透着诗人对黑暗政局的强烈感受。写这首诗的第二年,刘蕡客死他乡。听到噩耗,李商隐连写了《哭刘蕡》、《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司户蕡》四首诗哭吊。这四首诗不但直接表现了刘蕡的高风亮节,也可以看出和刘蕡有着共鸣的诗人的忧思。通过这五首诗,我们不仅看到李商隐对刘蕡的政治态度,更看到诗人为唐王朝的残破混乱而痛心疾首。

对朋党之争愤慨的抒发是李商隐揭露和抨击统治集团黑暗的又一方面。尽管李商隐终其一生并未参与朋党之争,但他一生处于牛李党争漩涡之中,深受其害。因此,他在一些诗歌里愤怒地揭露和抨击了党人勾心斗角、排除异己、遏抑人才甚至不惜置人死地的种种丑行。甘露之变后不久,他听说萧瀚死亡,深感于党人颠倒是非、罗织人罪的卑劣,满腔悲愤地吟出“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⑦(《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当郑亚生、李德裕党被贬,诗人远赴桂幕时,有感于小人当道、乱石丛丛的世路,想起饱经政治的晋人阮藉,他写下了“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⑧(《乱石》)当他与王茂元女成婚,被人视为背弃牛党,以致举博学宏词科未中时,他深恨卷进党争漩涡的无辜和不幸,并对有同样遭遇的妻子倾述衷肠:“莫近弹棋局,心中最不平。”⑨(《无题》“照梁初有情”)诗人对党祸的沉痛感受是发自肺腑的,这里面有自己身当其境的怨愤,也有对同此遭遇的友人的同情,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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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党争的愤概和对社会现实的忧心和痛心。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对晚唐社会黑暗腐朽默察于怀的李商隐,纵有“欲回天地”的雄心,也只能以一支笔来抒写出自己对于整个国家“忧愤如焚”的郁愤、焦虑之情了。

二、忧君思贤,忠君强谏

藩镇跋扈,宦官擅权,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它往往是和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和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淫奢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眼光敏锐的诗人,李商隐早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作为一名有积极出世思想的封建文人,李商隐又具有浓厚的“忠君” 思想。这种忠君思想使他在为国家前途感到忧心的同时,也为一国之君——皇帝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忧心忡忡。所以,他写了一批“主文而谲谏”的政治讽喻诗,希望能达到警醒君王之目的。

这些作品有的借古喻今,托古讽时,讽刺的对象可能是当时现实中某一封建统治者;有的以古鉴今,通过对历史上荒淫误国君主的嘲讽,深寓历史教训,并不一定专门针对现实中的特定封建统治者。尽管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针对现实政治而发的。

从内容而言,这些讽喻诗包括讽刺帝王的淫乱奢靡、求仙炼丹、宠臣废政、穷兵黜武等各方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⑩(《咏史》),揭露封建统治者生活上的奢侈淫逸,成为李商隐政治讽喻诗的主要内容。他往往选取历史上一些突出的荒淫乱政的君主作为靶子来加以嘲讽。这其中包括本朝帝王和他所亲历的每一 个帝王。《富平少侯》就是李商隐青年时代对敬宗李湛而写的一首讽刺诗。“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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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乡檀回枕玉雕锼。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

(11)全诗对敬宗极尽揶揄和调侃。莫愁。”首句点出当时藩镇割据叛乱,边地民族侵扰的严重

局势,又揭示了这位少年袭位的皇帝政治上的昏愚。末句用“莫愁”的字面,把封建统治者生活上的糜烂与政治上的昏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暗讽其有愁而不知愁,终将自取其祸。他的另两首《陈后宫》也是假托陈后主讽刺唐敬宗的。这两首诗侧重于最足以显示嬉游和淫乐的江左繁华气氛的描绘,暴露了昏君幸臣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而其《览古》一诗,更为明确地点出成败兴亡之戒,表达自己希望文宗“览古”而鉴之的心情。

晚唐的许多皇帝都迷信神仙,妄求长生,炼丹采药,囊财于民,败坏政事。针对这一社会现象,李商隐也写了许多讽刺帝王求仙炼丹的诗歌。如著名的《瑶池》一诗,深刻揭示了长生的幻想与死亡的不可避免的对立,辛辣地嘲讽了求仙的愚妄。另二首《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汉宫》,题材与《瑶池》相同,而旨意更为显露,用语也更尖刻。

在讽刺穷兵黩武方面,《汉南书事》是一首对仁宗的讽谏诗,它主要是反对穷兵黩武,但也包含着文臣武将所用非人之意。

三、忧民思安,为民请命

相比起忧国、忧君题材的诗歌,李商隐忧民的诗歌显得单薄了些。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的代表作是其著名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以下简称《行次西郊》)。

《行次西郊》是李商隐青年时下的一首反映民生疾苦和探索唐王朝兴废的大气磅礴的著名政治诗。这首诗作于公元八三七年(文宗开成二年)十二月,是诗人那年到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悼令狐楚之丧后,回长安西郊旅次时有感而发的。它是李商隐精心描绘的一幅唐王朝“黄昏”时分的鸟瞰图。这首诗以描写长安西郊农村的残破景象为中心,从长安西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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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一角出发,描写了整个唐王朝的风雨飘摇,包括藩镇势力的膨胀和政权的削弱,王朝政权的枯竭和农民生活的苦难。在这首诗中,李商隐不仅仅是描绘唐王朝兴衰的过程,更对治乱根源进行了一番探究。其中探究之一,就是李商隐突出了甘露事变的描写,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一次叛乱所带来的种种灾难,而最为不幸的受害者则是陷于痛苦深渊的“穷民” 。作者伤时愤世的强烈抒情始终贯穿于整个诗篇的统一的基调中。诗歌一开始,就写了“草木

(12) ,使人们从草木的焦燥中隐隐感受到半舒坼,不类冰雪晨。又若夏苦热,焦卷无芳津”

(13)诗人心情的焦躁。在作者南下大散岭,目击农村残破时,“依依过村落,十空无一存。”

其中,“依依”二字,表现了诗人对农民的苦难是何等的关切!而对于甘露之变的大屠戮及宦官对人民的凶残压迫所造成的“十室无一存” ,作者又是何等的愤慨!在写到人民惨死的乱

(14)这又是多么凄惨的图景!“儿孙生未孩,弃离生活时,则“城空鼠雀死,人去豺狼喧。”(15)在这场宦官集团叛变的混战里,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老百姓无处可逃,

只求投死深山。最后,诗人写到甘露之变后的三年,广大人民在残酷压迫下铤而走险,造成

(16) 。这五个字是多么怵目惊心!整首西郊一带盗贼众多,道路不安的景象:“此地禁黄昏”

诗自始至终,一字一句,无不倾注了诗人浓烈的感情色彩,从开头草木的“焦燥”至结尾的“忧愤如焚” ,表现出诗人郁愤、悲凉、感喟、焦虑的内心世界。

除了《行次西郊》是李商隐关心民生疾苦的代表作以外,他的另一首《灞岸》则以战争为背景,倾注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即日》、《异俗》等诗对于人民疾苦也有所触及,但内容不够具体,感受也不够深切。这跟他生活经历不够丰富,生活视野比较狭窄有密切关系。

四、忧己思进,失望彷徨

李商隐是政治上颇有抱负而遭遇又非常不幸的诗人。“虚负凌云万丈才,一世襟抱未曾

(17)(崔珏《哭李商隐》)他的卓越不凡的政治抱负导致他憎恨当时的社会黑暗,而深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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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黑暗又反过来迫使他的抱负无法实现。为此,李商隐也创作了大量咏吟怀抱,感慨自己身世的诗歌。这一部分诗歌在描写自己不幸遭遇的同时,更多地抒发了他的理想抱负及其不能实现的愤懑和抑郁。

李商隐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一直坚持着理想抱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写了一些优秀的咏怀诗,表现了政治上的远大抱负和积极用世的热情。《初食笋呈座中》就是他早期的托物抒怀之作。在诗中,他把自己比作初出林的嫩笋,用“凌云一寸心”(18)巧妙地比喻少年人的远大志向,生动地表现了积极用世的精神风貌。而他在安定城楼放歌时,

(19)也曾把自己比作“鵷雏”(凤凰一类的鸟)(《安定城楼》)。在《高松》一诗中,他又把

自己的理想、抱负化为高松的风标:“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客散初晴后,僧来不语时。有风传雅韵,天雪试幽姿。上药终相持,他年访伏龟。” (20)诗人坚信自己就如“高松”一样,即使一时不为世人所知,但他总有一天会受到重视。而另一方面,以“伏龟”自比的诗人,他渴望有朝一日为世所重的愿望在现实中又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幻灭。因此,在另一部分诗歌里,诗人的自我形象不是超于众木的“高松” ,而是哀吟宛转的“流莺”(《流莺》),不知身世的“孤鸿”(《夕阳楼》),或者是夕阳下乱飞的“落花”(《落花》)了。对人生孤寂无依的感慨,对美好事物消逝衰减的哀挽伤感,对理想抱负落空的迷惘幻灭之慨,便弥漫于李商隐诗歌中,对人生悲剧命运的深刻体验与深沉感伤,成为他这一类诗歌的显著特点。《锦瑟》即是这类诗的典型代表。

《锦瑟》是诗人生平回顾的小结,他用艺术的语言概括地反映了毕生的坎坷,表现了他对破坏自己理想的恶浊环境的愤懑和感触。更重要的是寄情锦瑟,用这一个凄怨、美丽、富于诗意的古乐器,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虽有几分萧瑟,但决不失为挺拔高标的古诗人形象。“一篇《锦瑟》解人难。”(21)回顾不幸的身世遭遇,诗人的心情是很悲愤悒郁的,但他对自己悲剧遭遇的根源却并不认识,这正是诗中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悲凉迷惘之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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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商隐还创作了一些以写男女爱情、离别相思来寄托自己身世之感的“无题”诗。较著名的如“八岁偷照镜”(22)一篇,就描写了一位早慧、美丽而又勤学技艺的少女,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美好姿容、品德与才华日益显露出来,却被藏于深闺,虚耗青春,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全诗曲折地表达作者少负才华,渴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而又忧虑前途的心情。诗中的“少女” 隐然有自况的意味。“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23),流露出作者浓重的忧伤苦闷之情。与此诗类似的还有“照梁初有情” 、“何处哀筝随急管”、“ 重帏深下莫愁堂”等一批诗歌,这一批诗歌所寄寓的内容基本上不出个人身世遭遇的范围,即表现作者政治上的某些希望、追求,以及追求失望后的苦闷、伤感与悲愤。“古来才命两相妨”(24) (《有感》),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一种身处衰世对人生命运深沉的忧伤与哀感,强烈地贯穿于李商隐的这些诗歌当中。

总而言之,李商隐诗歌中表现的忧患意识的形成是受他自身坎坷经历影响,更和晚唐时期社会的动荡相关联。从李商隐创作的这些忧国、忧君、忧民、忧己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分明能看到诗人跳动着的拳拳爱国之心。“爱君忧国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25)(《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他的这种忧心国事的政治思想相当深挚。他尽管偶有逃避现实“永忆江湖”的退隐想法,但李商隐在混沌的现实中,终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抱负,忧国、忧君、忧民、忧己。这,成就了李商隐诗歌深刻的人民性和思想性。无庸置疑,李商隐的确堪称是唐朝一位深具忧患意识的优秀诗人。

引注: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355.

(2)[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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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董乃斌.李商隐诗[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0.

(9)董乃斌.李商隐诗[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7.

(10)林东海.唐人律诗精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41.

(1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07.

(12)(13)(14)(15)(16)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09-210.

(17)陶晓跃.锦瑟别解[Z].中学教育网,2005.6.15.

(18)董乃斌.李商隐诗[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19)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05.

(20)俞平伯.唐诗鉴赏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201.

(21)陶晓跃.锦瑟别解[Z].中学教育网,200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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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董乃斌.李商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

(24)董乃斌.李商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7.

(25)董乃斌.李商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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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林东海.唐人律诗精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6]董乃斌.李商隐诗[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致谢:

本篇论文,从选题、开题、撰写到修改,受到华东师范大学陈黎明教授的悉心的全过程的指导。陈黎明教授对我的指导,不厌其烦,不吝赐教,真诚提携,令人难忘。在此,我谨对陈黎明教授深表谢意。同时,我还对论文写作中提供过帮助的同学和同仁亦表感谢。

2007年9月20日第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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