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在云南——浅谈佛教艺术在云南的发展与演变

佛教艺术在云南——浅谈佛教艺术在云南的发展与演变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后，多年来一直与我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碰撞、相交融，其艺术表现形式在与本土文化相交融的过程中也一直在不断地适应着、改造着、变化着、发展着，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形式，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了人们不同的审美标准和美好理想。就云南而言，佛教艺术与云南本土文化相融合所呈现的面貌，几乎就是中国佛教艺术的集中体现。

云南省地处中国的西部边陲，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成为中原汉文化、雪域藏文化和印度佛文化的交汇点。其中原禅宗佛教伴随着中原汉文化的传入将大乘佛教艺术自东向西由四川等地传入我省直至大理洱海沿岸；藏传佛教艺术则沿着徳钦、中甸、南下直达丽江和大理地区；而另一支佛教流派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教）艺术则从缅甸、泰国传入到云南南部的德宏、西双版纳及思茅、临沧等地，由此在云南形成了具有三种不同风格的独特的佛教艺术景观。

一 藏传密宗佛教艺术在云南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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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云南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逐渐加强，经过西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两爨统治云南的二百多年中，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和技术，对云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公元六世纪（公元738年～902年），南诏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几乎与唐王朝相始终的奴隶制南诏政权，当时南诏的宗教主要是本土的原始巫教和外来的道教，随着松赞干布势力的扩大，吐蕃的密宗佛教也随之传到了洱海地区，由于密宗佛教与洱海地区原有的巫教形式相对接近，容易为当

地居民所接受，随即得到了南诏、大理国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并很快成为南诏到大理国近五百年占统治优势的宗教，虽然在这一时期统治者重视密宗佛教，但传统的原始巫教仍然存在，并与之不断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两个主神——“观音”和“大黑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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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主、本主原是古代乌蛮、白蛮的祖先崇拜的对象，其形象为头戴牛头冠或骑大白牛，身挂人头骷髅、黑面獠牙、三目六臂、神态狰狞恐怖，是典型的藏式而又有变化的神像。由于南诏、大理国在推崇藏传佛教时对本土的巫教和中原的道、儒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从而形成了多元化的艺术形象和风格，到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时、已是“岁岁建寺、铸佛逾万尊”的景象；其间不仅广建庙宇，甚至连官吏也多从佛教徒中选拔。元灭大理国以后，藏传佛教的势力才有所减弱，但在农村中仍有很多信众。直到明清两代明令禁止阿吒力教，藏传佛教的势力才退到丽江、中甸等地，并一直在该地区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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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条件和时间的影响，存留至今的作品非常少，但我们从现存的《南诏图传》和《张胜温画卷》中仍可看出当时佛教艺术对这一时期的影响，长卷《南诏图传》又名《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绘于公元8年，表现的是南诏蒙氏王族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与庇护下建国的故事，画面上以大量故事表现南诏王权得到了神的护佑。从画面人物造型看应是唐朝末期的风格，其中画面上的观音菩萨形象为头戴赤莲冠，身披袈裟的美髯男僧，白族称其为“观音公”。另一幅画卷《张胜温画卷》则是一幅宗教题材的绘画长卷，但作画题材并非“弘扬佛法、普渡众生”，而是为了强调“政教合一”。由于受大乘佛教和本土文化的影响，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和服饰已有所变化，画面虽然以藏传佛教（阿吒力）诸佛、菩萨为主，但增加了大乘禅宗佛教的十六罗汉及达摩等禅宗六祖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南

诏的宗教一方面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唐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显密混合存在的现象。

除少量绘画精品传世之外，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石雕艺术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宝藏，如剑川石窟群，更是集中地反映了南诏本土文化与吐蕃藏传佛教及中原汉文化相互交融的状态。石窟中既有释迦牟尼佛像和密宗法王形象，也有生殖崇拜的“阿央白”女性生殖器，还有“大黑天神”及帝王造像。事实证明，任何外来文化（包括宗教艺术）都必须为本土的民族所理解并加以改造以适应自己的需要，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才能得到融合和发展，同化与变化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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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大理，丽江纳西文化与藏传佛教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纳西族信奉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在唐代，受吐蕃本教及藏传密宗佛教的影响，纳西族创立了自己的宗教——东巴教。

随着王朝势力的增强和中原汉文化影响的扩大，大乘佛教艺术、道教艺术以及儒学思想也随之传入丽江，且很快融入了纳西族的信仰之中，使丽江纳西族的信仰成为多种信仰并存的独特宗教形式，也使丽江成为了大乘佛教和藏传密宗佛教的交汇点。

二 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教）艺术在云南的发展历程

根据傣文史料《舍本勐苑》记载，佛历1580年（公元1036年）德昂族先民达良人之王开始在陇川曼弄塑造佛像。哈威所著的《缅甸史》中也写道：“公元1056年，南传上座部佛教朵列派僧人阿罗汉前往德宏一带奉劝崇拜异教的居民改奉小乘佛教”，由此大致可

以推断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教）于北宋中期（公元1036～1075年）开始传入云南省西南部边境地区，当时传入的途经主要有两条：一支从印度经缅甸传入，另一支从斯里兰卡经泰国传入。

由于小乘教主张“一切皆空”，要求信徒生活要简朴，不要奢糜，要清心寡欲，要远离政治和残害生灵的战争，以乞求一生平静和安安稳稳的生活；这种宗教思想非常适合傣族地区封建制度下自然经济保守、封闭的特点，所以很快被当地居民所接受，同时也成了当地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和统制工具而受到极力推崇。到明朝中叶，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教）已成为这个地区傣族、德昂族信仰的主要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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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云南西南部独特的气候条件及风俗习惯的影响，使南传小乘佛教在与当地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面貌：首先是建筑形式的改变，为适应亚热带地区多雨的环境，寺庙的造型也发生了改变；屋顶由印式变成了傣式，庞大深厚的重擔歇山式屋顶更便于排水，只有屋脊上还保留着代表天界的“萨帕”、“密打”和“密来”，但造型已多由圆雕变成了傣式剪纸造型，为便于空气对流，墙面变得四面透风，佛像的造型也塑造成了受当地居民喜欢的清秀型。不仅佛像佛塔，寺庙内的壁画更是根据各地区的特点随意发挥，释迦牟尼被画成了傣族王子，侍卫也可肩扛洋；连爱情故事“召树屯与纳木诺娜”的故事也被搬进了佛堂。尽管如此，也丝毫没有减弱当地居民对佛的敬意。

三 中原禅宗大乘佛教艺术在云南的发展历程

由于早期受松赞干布势力的影响，大乘佛教进入云南的时间相对较晚，自南诏中期才开始沿着秦开五尺道、伴随着中原汉文化进入云南，然而它的发展却极为迅速，特别是元统一中国后，云南建立行省，正式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中原禅宗佛教便迅速在云南发展起来。由于其带来的不仅是被汉化了的宗教，同时还带来了中原新的哲学理念、经典的建筑风格、绘画形式和新的雕塑手法，以及书法、诗歌等文化，使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如同一个艺术博物馆，从建筑结构到园林布局、从亭台楼阁到诗词歌赋、从牌匾对联到绘画雕塑无一不充满了独特的中原汉文化的艺术特点，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示范和促进作用，使整个云南各民族的文化和艺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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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如圆通寺的园林建筑布局，通海秀山涌金寺的诗书文化模式，以及昆明西郊玉案山上筇竹寺中精美的五百罗汉雕塑，由于其人物造型早已没有了印度罗汉的影子，而是以现实生活中撷取的人物形象并结合浪漫主义手法进行创造，使之成为典型的本土形象，其作品之大胆和精美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堪称中国寺庙雕塑一绝。

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儒、释、道三教影响日渐衰落，云南也不例外。但云南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佛道合流、团结一致以加强力量的现象，也使外来的佛教形象变得进一步中国化，西山龙门的三清阁的雕刻作品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龙门的雕像中观音、南极仙翁和魁星共聚一堂，共同接受香客的朝拜，这种奇特的景观正是三教合流的充分体现，其精湛的艺术作品和表现形式同样成为中国宗教雕塑中非常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代表作之一。

四 小结

云南民族艺术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佛教艺术仅仅是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一首小插曲，尽管其艺术作品不过是传播宗教的载体和副产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早已超越了宗教的范畴，早已融入到本土的民族文化之中，成为歌颂生活，表达人们向往美好生活、抒发人们美好愿望的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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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仲录、张福三、张楠.南诏文化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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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佛教协会编著.中国佛教［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