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中西文化对比与文化自信第一编 总论□ 倪培民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文明虽历经五千年而绵延不绝，显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但一路走来也并非坦途，而是经历了许多跌宕起伏,尤其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冲撞际遇当中，其命运惊心动魄，几遭灭顶之灾。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初来中国传教的时候，曾经为中华文明的发达而感到惊叹，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了欧洲，引起过欧洲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和中国的科举制甚至作为思想资源和制度参照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这道美丽彩虹旋即被工业和殖民浪潮的风暴扫荡得无影无踪。19世纪开始，西方开始以伴随着武力的强势文化形态进入中国，开始了中国一百多年受屈辱和劫掠的历史。这种遭遇使“西方”和“中国”一度成了“先进”和“落后”的代名词，经济之发达也成了文化发达的同义词。这种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国识当中。其正面的反应是民族危机意识和救亡的紧迫感，如当年“运动”的“欢迎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口号、鲁迅的《呐喊》，到20多年前热播的电视片《》所反映的心态。而反面的反应则是国人文化自信的断崖式的跌落。20世纪早期有些激进分子甚至主张要废除中文，改用拼音文字。这个提议无异于要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如若实施，则中华文明或已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过对文化的反思，但它很快被经济热所遮蔽，随之出现的商品经济文化带着明显的后殖民主义色彩——冠以洋名字的店铺招牌充斥中国的大街小巷，以“进口”为“优质”之代名词的商品广告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对国人的反向歧视不加掩饰地出现在公开场合。直到今天，媒体上还经常会用外国人的称赞来作为自豪的依据。人们很容易误将一时的强弱和胜负当作优劣的标准，然而优胜劣汰的规律至少在文化上并不适用，强者并不一定是更加优秀的。历史上野蛮征服文明的例子并不罕见，如古希腊军国主义的斯巴达对民主雅典的征服、哥特人占领罗马而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覆灭、蒙古族的铁蹄扫荡文化昌盛的宋朝等等。西方既有开普林（Kipling）所谓的“白人的负担”那样的观点，认为白人担负着统治和教化其他所有有色人种，让他们能够从野蛮和无知中进化到西方文明程度的责任，也从一开始就有马克思和尼采那样的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激烈批判者。作为西方近代文化杰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早二○在上世纪20年代就把西方文明影响下的世界描述为“不幸地被一群不安分的、机智的、孜孜不倦而又黩武的国家所荼毒的世界”。 西方的后现代哲学更是以解构性的批判著称。1996年出版的一本由十多位当时欧美最具影响力a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New York: The Century Company, 1922), 8.a一七年第四期总第期 1324第一编 论总的哲学家撰文的文集——《哲学之后——终结还是转化？》，反映了西方哲学界对自身状况的批判的反思。该书的编者在“序言”里总结道，哲学本身的发展已经揭示，近代西方哲学所欲建立的作为世界的客观反映的知识体系是个美丽的幻想，因为人们不可能面对没有经过任何主体框架过滤的、纯客观的认识材料。认识的主体不是超然物外、脱离了任何背景的中立观察者，而是本身就构成这个世界一部分的有血有肉的人。人的无意识、前概念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等等变量，都不可避免地对理智和认识产生影响。忽视了人的身体，就没法理解人的心灵；脱离了实践，就没法理解理论；脱离了生活方式和语言系统，就没法理解人这个主体。与康德以来的对普遍理性的信念相对立的，是各种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可通约性，是各种真理、论证、合理性的概念都没法脱离其地域性的事实。上世纪中叶，不少西方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合适场所和功能是清理语义的本源，为思维提供一种严格清晰的理想语言。但语言哲学并没有给哲学提供天堂般的栖身之所。日常语言的复杂性、生活世界中的实践及约定俗成的背景等等，促使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作了诊疗式的告别和海德格尔的更加极端的超越。虽然这些哲学家对哲学的未来趋向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都意识到，语言也必须在各种具体运用当中来进行理解。基于这种基本认识，哈贝马斯要求对哲学进行扬弃，将它变成一种社会批评的方式；伽德默尔和利科建议把哲学变成释义学；戴维森和杜梅特主张将哲学变成关于语义的学问；麦金泰尔和布鲁门博格等则要求将哲学变成哲学历史学；罗蒂和德里达干脆就认为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已经超过了它的有效期，人类需要终结哲学，进入“后哲学的时代”。ba那本书虽然没有涉及政治、经济等等其他领域，它所集中探讨的语言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等，却正是西方文化的最核心地带。在这个意义上，它所揭示的困境也是西方文化根源上的困境。西方后现代哲学对大写的“真理”的怀疑解构了近代理性主义的神话，它对真理的追求背后所隐藏着的权力较量的揭露，开拓了接纳“他者”的可能。然而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同时也导致了它“对任何一致、调解、和谐、总体性、全局性、和统一的抱负的深度怀疑、抵触和讥讽”。它为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流行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我持什么观点是我的权利”与“好坏对错都只是个人意见而已”的观点并存，使多元性不仅成了对我们的存在状况的描述，也往往成了对话的终止符号。如果我们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自己的文化背景圈里，那么以自我文化为中心也就是自然的，而且是无可指责的了。将“他者”原则推向绝对化的列奥塔也承认，它导致一种危险，即迅速扩展的信息网络的恐怖式的统治会把一切都纳入其可操作性宗教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开始盛行，而面对来自虚无主义和原则之下。作为对虚无主义的反弹，原教旨主义威胁，西方哲学界尽显其建构性资源和创造力的匮乏。美国哲学家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在一篇题为《哲学的危机》的文章里写道：现在“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好像都老掉了牙，又矫揉造作。他们喋喋不休地争论的问题看上去与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威胁和解决方案脱了节。它那学究气的方法似乎专门设计出来为了让人望而生畏，而不是引人入胜的。……哲学家们似乎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成了旁观者，而且不是旁观生活，是旁观那个抽象的、与生活无关的大概念的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并没有由此而提出哲学应该改变自己，转向关注现实，恰恰相反，他认为哲学的这a Kenneth Baynes, James Bohman, and Thomas McCarthy, eds.,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Boston: MIT Press, 1987).b 同上，2-5页。c Richard Bernstein, “Metaphysics, Critique, Utopia,”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42, no. 2 (1988): 259.d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in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88–90. e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last modified April 5, 2010,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0/04/05/Stanley. edc种状况没有问题，因为哲学本来就是对永恒的纯思辨，不管这些问题和生活是不是相关！这个现象很像托马斯·库恩所描绘的一个旧科学范式的守护者在面临范式危机时的典型表现。它反映的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西方世界的“文化的困乏”（cultural exhaustion）。如果没有来自实际生活层面的压力，这个系统还依然会基本保持现状，靠惯性生存下去。但实际生活层面已经有太多的现象引起人们的警觉，作为现实世界一部分的哲学界也没有用不完的时间无休止地在那个框架里转悠。任何哲学的观念，都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近代西方的哲学观念成就了这个世界的科技和民主法治意识的发展，但它也与环境生态危机、金融危机、和宗教极端主义危机密切相关。正是在近代西方哲学观念的影响下，自然界成了没有内在意义的、任人摆控的对象，人类的进步被等同于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竞争取代了协作，权利意识遮蔽了义务，文化和精神的资源成了商品，差距急剧扩张。这些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地球和人类的可持续性。在物质财富和科技能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作为整体而言，人类的文明程度远远落后，好比一个四肢高度发达而头脑简单的少年，其大脑被身体所摆控。他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无不与这个失衡有关。长年从事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郝大维（David Hall）在一篇题为《现代中国与后现代的西方》的文章里，曾感叹道传统中国文化包含着类似于西方后现代意识所看到的和推崇的那种智慧和美德。“中国不仅不需要为了进入现代而抛弃它自己的传统，而且绝对不应该那样做。中国人绝不能丢弃自己的过去，因为这正是当代世界本身发展的方向，或者说是它应当发展的方向。”a25中西文化对比与文化自信以儒家文化为例，其“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都在与西方文化比较当中显示出其独特的洞见和价值。就“内圣”而言，儒家强调修身。这个特点意味着中国哲学注重的是功夫的指导，而不是理论的论证。缺乏论证曾长期被看作是中国哲学的弱点，但从功夫角度看，其实这恰恰是其内容所要求的！修身功夫不是通过论证进行，而是通过恰当指导下的实践达到的。如果一个学游泳的人坚持要教练讲清楚水的各种性质和原理才肯下水，并且指责教练的指导缺乏论证，这种批评只能是荒唐。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就有对客观知识的强烈执着追求。这本身并不错，然而其副作用是导向了修身和功夫指导层面的缺失，以致一旦发现根本无法找到绝对真理，就出现了前面提到虚无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独断论的两难困境。其实哲学理论观念除了作为“自然之镜”（对实在的看法），也可以起“杠理论的合理性不杆”(指导行为的基础,甚至是改变现实的行为本身)的作用。在作为杠杆的时候，在于使用论据来证明什么是“真”，而在于它作为实践的指导能够导致“善”。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界的一些重大的突破，比如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赖尔（Gilbert Ryle）的“事实之知”与“技能之知”的区分、奥斯丁（J. L. Austin）的语用理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关于身体的哲学研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默识之知（tacit knowledge）、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存在美学（arts d ‘existence）和自我的技艺（la technique de soi）、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对西方逻各思中心主义的批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能力取向（capability approach），乃至德性伦理学的复兴等等，当然还包括行为学和实用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对西方的唯a David Hall, “Modern China and the Postmodern West,” in Culture and Modernity, East-West Philosophic Perspectives, ed. Eliot Deutsc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51.二○一七年第四期总第期bb 这是罗蒂（Richard Rorty）提出的说法。然而可惜他自己也难免陷入他所批判的思维框架之中。他在号召人们放弃形上学论辩的时候，本身就预设了对于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只能以对实在的某种肯定或否定的方式出现，也就是只能以“镜子”的形式出现，而忘记了它也有重要的“杠杆”作用。参见Richard Rorty, Truth and Prog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4–176，及拙作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Rorty’s and Mencius’s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in Rorty, Pragmatism, and Confucianism, ed. Yong Huang (New York: SUNY Press, 2009). 1326第一编 论智主义提出了挑战，同时也都间接地肯定了中国传统哲学所蕴含的实践智慧。就“外王”而言，儒家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和”。西方近代启蒙政治哲学的强项是关于民主、自由、法制的话语，这些话语提供了理想政治的底线(minimum requirement)，然而它们如何在多元文化的具体场境中落实，如何得到高层次价值的补充，是照搬那些概念所无法解决的。西方的主流自由观，用伯林（Isaiah Berlin）的话来说，是“消极的自由”，即不被别人或者压制的自由。这种自由观的理想是形成以个人利益和权益为基础的理性个人的集合体，而不是“和”的社会。一个处处强调权利的社会，并不能保证人们的和平共处。享有同样基本权利的个人，会在实际掌控的资源和实力方面有天壤之别。缺乏对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理解，冲突就很难避免。这在国际的层次上，表现尤其明显。在国际上如何从纯粹的经济主宰一切、从对资源的争夺、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对自然界的宰制，转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使国际社会的各成员都共同“与天地参”，成为宇宙的参与创造者，是无法单独依靠西方文化资源来解决的。而这方面，正是儒家传统得天独厚之处。确实，从世界文化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和国人的文化自信还处在从近代以来所遭遇的严重危机中复苏的阶段。从世界范围看，西方文化还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中国文化近年来在西方所获得的影响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所谓“政治正确”运动，即对多元文化的容纳，而不完全是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价值的认识。就哲学而言，中国传统哲学至今尚未被西方主流哲学界普遍接受为哲学！但在今天的情境下，它与其说是中国哲学的危机，不如说是反映了西方哲学的危机。如葛兆光所说，“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傲慢，一方面是现代西方对于东方的强势话语的不自觉表现，一方面也是不自觉地为捍卫西方传统‘哲学’学科畛域画地为牢。”随着西方世界在物质力量上的强势逐渐减弱，这种画地为牢的外部的条件开始消失，其内在的困境就会日益显露。面对这种情况，西方文化保持自己活力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与其他文化的资源和它自己源头上的资源进行对话，从而实现其自身的创造性的转化。西方后现代思潮从哲学理论的根本上动摇了近代启蒙理性的权威，但是在建构方面，它本身的资源很有限。在克服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和作为其思想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包含了现代世界所需要的丰富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不仅仅是在世界文化之林当中重新获取一席合法的位置，而且将是作为一个能够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复兴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的一员。当然，自信不等于自大。自信必须建立在真正优秀的基础之上，而真正优秀的文化必须是开放的，能够学习的文化。对一个文化的最好的保护，就是在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的过程中发展自身。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处境，曾经是需要放下身段，虚心学习西方，而后转向需要增加自信，以免失去自己的文化，那么伴随着中国的物力的强大，文化上的自大和封闭又将成为突出的问题，需要及早地予以警惕。过度的自信就是拔苗助长，会适得其反。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好比不同的武术流派，它们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局限。西方文化当中无疑有许多值得中国文化学习和吸收的内容，但是正如各种德性都有其相应的“蔽”，如仁之弊为愚、勇之弊为乱、刚之弊为狂等等（《论语·阳货》），优点与其相应的弊端常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盲目地效仿西方文化，犹如引进“特洛伊的木马”，会使中国重蹈西方的覆辙；而完全拒斥西方文化，以为文化自信是要实现那种万国来朝，教化四夷的局面，那其实是在窒息中国文化。（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a 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