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麟书
世界三大宗教是教、教和佛教,它们能突破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进行传教布道,并能为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各地区的人们所接受,因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世界宗教影响的范围很大,对人们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影响。近几年来,教
大约对十亿多人口有着较深的影响。教徒约有六亿多。受佛教影响的约有三亿人口。
世界上约有二十亿人口的生活受这三大世界宗教的影响。教、教和佛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宗教,这决不是偶然的,是由其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世界宗教是古代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在文明社会以前是不可能产生世界性的宗教的,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在文明社会以前,由于氏族部落为单位的狭小的、落后的经济,只能把人们的宗教活动在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内,不仅部落之间交往不多,更谈不上世界性的交往。加之当时人们的文化极其落后,没有文字来进行各民族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宗教交流。特别是由于当时人们思维能力的低下,还没有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统一的主宰世界之神的概念和形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绝无产生和形成世界性宗教的可能性。
在文明社会中,也不是在古代文明社会一开始就有世界性宗教的。它是在世界性交往和沟通日益增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世界宗教是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民族宗教要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这只有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发展,达到了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各地区之间能够进行互相交流和沟通的时候才有可能。各种宗教通过交流和比较,有的被淘汰了,有的则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影响,有的就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这种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宗教的交流,在历史上一般都开始于封建社会的中兴时期,世界性的宗教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以佛教来说,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已由古印度奴隶社会的毗罗卫国王子释巡牟尼创立,当时这种原始佛教还只是一种民族宗教。到公元前三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才开始向印度境外亚洲其他各国传播。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佛教才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这可以中国隋唐佛教的全盛时期作为标志。这不仅是因为佛教发源地印度佛教已开始衰退,而且还因为印度传来的佛教通过隋唐传入朝鲜和日本,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佛教理论在中国巳经发展到了更加完善的程度。中国当时已成为亚洲佛教传播的中心。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繁荣并同亚洲许多国家进行这方面交流的中兴时期。教成为世界性宗教也是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中兴时期,才真正地确立起来的。教于公元前就产生于巴勒斯坦,到三、四世纪逐渐流传于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全境。这是其形成世界性宗教的开端。到十一世纪教才真正地成为世界宗教。这也正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教于七世纪初建立于阿拉伯半岛,那时还只是一种民族宗教。到八世纪中叶才形成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这可以债马亚王朝的建立为标志。这正是阿拉佰世界的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总之,在封建社会发展时期以前,各民族、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还没有达到相互之间频繁交流沟通的地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形成定型化的世界宗教,最多只能是世界宗教的发端。
自从古代文明社会以来,一直到目前为止,在这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佛教、教和教由原来的民族宗教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而其他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则不但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有的还由于历史发展的某种原因而消失了,有的被佛教、教和教所替代了。这决不是偶然的,除了上述的深刻的历史原因之外,还有其宗教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原因。这三大世界宗教与其他的国家宗教和民族宗教相比,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即: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有较高的信仰素质;有较高的理论素质;有较高的文明素质;有较高的组织素质。这些基本特征彼此是互相制约的。
所谓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是指,佛教、教和教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这同它们符合强有力的统治者的需要,并通过统治者运用各种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的手段自上而下的倡导和推广是密切相关的。
以源出于印度的佛教来说,它之所以能越出印度的民族和国家的范围,能在其他许多亚洲国家获得广泛的发展,是同亚洲国家的强有力的统治者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来倡导和推广是分不开的。当佛教南传到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的时候,由于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锡兰统治者意识到,佛教对于巩固他们的统治是有利的,于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提倡,甚至宣布佛教为国教。当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以后,隋唐统治者看到儒教和道教已不足以统治人民,于是极力自上而下地提倡佛教,例如唐太宗还极力鼓励大臣们出家当和尚,并拨大量田地给寺庙,还予以免税,致使佛教在全国迅速地传播开来,并占了统治地位。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能够在我国地区牢固地扎下根,也主要是由于藏族农奴主的需要,用强制的手段推行政教合一的制度。
对于教和教来说,统治者们自上而下地推广这些宗教,其强制性大大地超过了佛教,它们是通过政治的和军事的暴力手段来进行的。教一开始就是采用政教
合一的手段来巩固的,并进一步运用《古兰经》和宝剑来扩张教,只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就成为横跨亚、非、欧的世界性宗教,这是世界宗教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教在历史上也同样是如此。罗马帝国的统治集团,利用教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使教成为官方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三九二年的法令,把教宣传布为国教,并禁止异教。四三三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颁布法令,除重申拆除异教神庙外,还规定对信奉异教者的判处法令,对教会进一步授予各种政治、经济特权。这样,所有的罗马帝国的臣民都必须信奉教。从此,教迅速发展,到了十一世纪全盛时期,终于被确立为世界性的宗教,而且成为最大的世界宗教。教、教和佛教和其他一切宗教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自然力和社会存在的颠倒了的虚幻反映,这决不是依靠任何暴力所能建立得起来的。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宗教,除由强有力的统治者运用强制性的手段推广之外,还取决于宗教素质的高低,只有具有世界素质的宗教才能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教和教由于其本身巳经具有世界宗教的素质,加之又有强有力的统治者运用强制性手段来推广,因此才逐步地由民族宗教和国家宗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那些宗教素质不高的即不具有世界宗教素质的宗教,即使采用各种强制性的手段,也无法能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初,其统治者为了巩固庞大的罗马帝国,强制性地实行罗马国教制,但这种只是把罗马皇帝神化的罗马国教,并不能为被罗马帝国镇服的各民族臣民所接受,虽对教徒进行过几度,但也不能奏效。三世纪中的罗马皇帝载修斯力图恢复罗马国教的原有统治地位,藉以重振罗马帝国;四世纪的罗马皇帝载克里先为了巩固其统治,企图再一次地求助于传统的罗马教,也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只是为了神化罗马皇帝的这种罗马国教,并不具有为罗马帝国统治下各民族所能接受的宗教素质。而曾经几度被罗马帝国统治者残酷的教,却反而具有成为世界宗教的素质。载克里先的继承者加勒里乌皇帝在生前一直对教采取,但他在三一一年临死之前,对教发布了《宽容敦令》,意识到罗马国教已不能欺骗群众、维系人心,主张与其听任群众不信任何宗教,不如宽容教的存在,这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更为有利。以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接受了这一遗训,于四世纪末,确立基
督教为国教。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救令创造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世界宗教比起民族宗教和国家宗教来说,具有较高的信仰素质。这主要是指以下两个方面,即信仰宇宙的全人类之神和信仰虚幻的天国福音。信仰全人类的神,这是世界性宗教区别于一切民族宗教的重要特征之一。神是自然力、社会力和人的本质异化了的一种异己力量,一个民族的神只能是这一民族的信仰对象,而不能成为别的民族的信仰对象。一个民族有其盛衰的历史,一个民族的盛衰和一个民族神的盛衰是相一致的。由于民族神的这种狭隘性,这就使得狭隘的民族神不能成为全人类的宇宙之神。恩格斯指出:,’.·…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页)例如,日本近代国家神道的命运就是这样,它所崇拜的是天照大神,而日本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把神同天皇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天照大神就不是宇宙的和全人类之神,只是一个民族之神,若要把天照大神作为主宰世界之神,这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了,那就意味着其他民族都要接受日本天皇的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法西斯倒台了,原来被作为日本国教的国家神道教也就随之而被取消了。此后,国家神道教只是作为一种民间宗教而存在,其所崇拜的天照大神也同现存天皇割断了联系。作为世界宗教的教、佛教和教所信仰和崇拜的神,是宇宙之神,是统治和支配全人类的高最之神,它打破了一切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界线,有可能为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所接受。这样的神也不会因某一民族的衰落而衰落,从而人们对这种神的信仰也不会因此而随之衰落。这就是世界宗教的信仰素质高于其他宗教信仰素质的一个方面。驱使人们去追求虚幻的天国福音,这是世界宗教比任何其他民族宗教具有较高的信仰素质的又一个要重方面。世界宗教在信仰方面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把世俗生活视为虚幻的和暂时的生活,而把天国的生活视作永恒的生活,不对一切世俗的现实生活作出任何实际的解
决,而是鼓励和诱使人们永远幻想未来的天国生活。它们使人们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彼岸世界:人们一切的世俗生活,都是为了死后的灵魂达到未来的幻想的天国。
佛教、教和教就具有这种较高的信仰素质,使人们永远沉浸在一个未来幻想世界之中,而不去追求世俗的幸福生活,使人们自愿地去忍受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折磨,以此牺牲来换取未来的天国福音。而民族宗教往往缺乏这种较高的信仰素质。民族宗教的信仰者往往力图通过某些宗教活动来获取现实的结果(如向神求医、求子等)。这样,就不免要同巫术、迷信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任何巫术和迷信都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这种企图借用神的名义并通过一些特殊的伎俩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巫术和迷信,最后都是要落空的。这只能暂时欺骗人。而世界性宗教的奥妙就在于永远不为人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问题,以便达到永远欺骗人的目的。在中国,道教本来就是中国的土生宗教,其所以被外来的佛教所排挤,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道教力求通过炼丹的活动来解决现实问题,即达到求仙和长生不死。但在现实生活中,既没有人求到过“仙”,也没有人能够长生不死。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失望。佛教的信仰素质高就高在不解决任何世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只解决彼岸世界的问题,因而能促使人们不会失望地永远追求它。世界三大宗教有时也有一些巫术、迷信之类的活动,但不是主要的。这就是三大世界宗教优越于其他民族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
世界三大宗教同其他宗教相比,具有较高的神学理论素质,对宗教的一些基本间题,能够作出素质较高的理论上的系统论述,关于宗教的一些基本命题如人与神、灵魂和肉体、天堂与地狱、生与死、善与恶等,正是人们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面前所迫切需要得到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世界宗教的经典和教义,为了回答这些基本命题,建立了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神学观、生死观和伦理观。在神学观上,要求人们绝对服从世界的最高主宰者—神;在生死观上,要求人们去追求死后的天国幸福;在伦理观上,要求人们去接受神的
慈爱和恩赐,等等。这些规范化的宗教理论,是通过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来表达的,佛教有佛经,教有《圣经》,教有《古兰经》。这是规范化了的神学理论,从世界观和方上来统一信仰者们的思想。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神学思想有可能被任何民族所接受。这对于稳定它们的宗教体系,巩固其宗教结构和发展宗教组织,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一般的民族宗教和其他宗教都没有或缺少这种经典式的神学理论,致使信徒们缺乏宗教的理论素养,不能在信仰者的思想上形成一个理论化的神学世界观和方。这些宗教不能以理论化的普遍形式固定下来,就不可能为每一个民族所接受,因此不能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印度教虽有较著名的《吠陀》和《奥义书》等经典,但其内容庞杂,而且在理论上互相矛盾。加之印度教所强调的种姓制度,使印度教的神学理论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不具有为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普遍的神学理论形式。所以它难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只能局限于印度民族本身范围之内。犹太教也同样如此。它在神学理论上,只遵循《旧约圣经》,并没有象教那样具有《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更加完备的经典体系。加之犹太教把自己的民族看成是上帝最宠爱的第一子民,这就为犹太教的神学理论打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烙印,因此难以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
世详三大宗教同其他宗教相比,在宗教礼仪上具有较高的文明素质。这包含着两个方面性宗教必备的一个重要条件。
世界三大宗教的礼仪同民族宗教相比,实行了一种较为简便易行的规范化的宗教礼仪。特别是教更是如此,信徒们可以通过最简单的礼仪如祈祷,就可以祈求上帝的祝福和宽恕。这是一种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谁都可以做到的最通常的宗教礼仪,既无需贡物,也不需要举行什么仪式。其生死婚葬的礼仪也是简单易行的。所以,教的礼仪形式最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指出:繁杂的宗教礼仪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礼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
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页)佛教的礼仪则可简可繁,最简单的如对天焚香,向神象叩首念经,繁的则可根据信仰者的财力物力来实行。教的礼仪要稍繁一些,各种礼仪的戒规较多,带有较浓厚的阿拉伯民族习俗。也正由于这样,使教比教、佛教具有较浓厚的民族性,一般限于阿拉伯世界的范围之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于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植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同上,第335页)但,教不崇拜偶象,这比其他民族宗教来说,可说是简易的了。即使较繁琐的宗教礼仪,也都是在阿拉伯世界中规范化了的,是同阿拉伯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密切地联系结合在一起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为阿拉伯人所能接受的。这种礼仪上的规范化,克服了其礼仪上繁琐的弱点,也终于能够在教徒人口的数量上,成为第二位的世界宗教。
民族宗教的礼仪比世界宗教的礼仪要复杂繁琐,有的还具有失去理智的狂热的野蛮性。具有这种宗教礼仪的宗教是不可能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民族宗教礼仪,一般都同本民族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崇拜对象、自然条件、历史状况、经济条件和文化素养联系在一起,因此,不同的民族宗教就有不同方式、不同季节、不同地点、不同内容的宗教礼仪。这样,各个民族宗教礼仪是难以在相互之间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化宗教礼仪的。不仅如此,而且民族宗教的礼仪贡物都比较繁重,如祭献牛、羊、马等大牲口,为一般信徒所负担不起,有的礼仪则违反正常生活,如油身花身、休耕休地、不食不眠;有的礼仪甚至还达到违反人性的野蛮的程度。印度教的毗湿奴教派在举行一年一度“乘车节”时,教徒们进行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有的教徒为表达对神的虔诚而投身于载着贾甘纳特神像的车轮下被轧死;又如以秘鲁为中心的印加宗教,把一部分自幼美貌的女子作为特选庙宇妇女,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就要把她们作为人祭,在祭祀需要时当作祭品或殉葬人而被勒死。上述种种繁重的和不文明的宗教礼仪是一般人所不易接受的,因而也是不易持久和推广的。特别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样做会受到人们的谴责,如印度教原有丈夫死了要把妻子焚烧随
葬的宗教鄙俗,就不再推行了。
世界三大宗教礼仪的文明素质还表现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宗教礼仪,对于强化宗教的感染力是十分重要的,对人们是很有吸引力的。教徒在具有艺术性的宏伟教堂里做礼拜时,有唱诗班伴着音乐唱圣歌,有神职人员播道和讲解索尚神学的伦理,使教徒们完全置于一个神圣的境地之中。教也不例外。这就使信仰者不仅能激发宗教感情,而且也成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享受。特别是教的《圣经》和教的《古兰经》,以文学的形式来阐明宗教神学的哲理,使教义生动活泼,具有文学的感染力。佛教的哲理虽较为深奥,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但也有一部分文化水准较高的人却能欣赏佛教的深奥哲理。特别是由于佛教寺院具有较高水平的佛象雕塑艺术,这既能增加寺庙神圣灵光的庄严性,又体现了佛教艺术对人们的精神感染力。佛教把深奥的哲理性同佛教艺术结合在一起,使得佛教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也能为一般群众所接受。这种较高的文化素质,是其他一切宗教所不及的,甚至是没有的。中国的道教尽管在塑象艺术、道教音乐方面也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由于信仰素质不高,’而不能发挥其文化素质的应有的宗教作用。日本神道教的神社虽然也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由于其信仰素质和理论素质都不及三大宗教,因此也不能成为世界性宗教。
世界三大宗教同其他宗教相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们具有较高的组织素质,即:具有庞大的宗教专业人员,宗教机构和庙宇、教堂、修道院、宗教学院等,还有一套严密的教阶制度。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宗教势力起到了保证作用。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三大宗教是地道的“人为宗教”。这就是说,这三大世界宗教,也并不是单靠自发的传播就能被人们所接受的。为了使人们接受它们的宗教信仰,就要依靠这种宗教的专业人员、机构和寺庙教堂,对神学理论、教义教规、礼仪规范进行研究和传播,并通过组织手段来扩大它们的宗教影响。教堂的神职人员还对其信徒具有宗教思想和宗教行为的监督作用。特别是天主教的罗马教皇,把全世界各国(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教
徒都置于其教权统治之下。在这方面,其他宗教都是难于与其匹敌的。三大世界宗教的这种较高的组织素质,是在已有的较高的政治素质、信仰素质、理论素质和文明素质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以印度教为例,尽管其教徒人数在印度总人口中已占百分之八十,但由于没有象世界三大宗教那种较高的信仰素质和理论素质,因此其组织素质也不能相应地提高。印度教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伦理学在其教义中只有很小的地位,它是指望通过苦行主义的教条来矫正教徒在伦理上的不足。这即使在印度教的神职人员中也难以做到,因此,在印度教内很少有一个宗教导师能够指望有人听他讲道的。宗教组织素质的高低,首先决定于神职人员的宗教伦理的素养,印度教的神职人员正是缺乏这样的素养,因此就难以发挥象世界三大宗教神职人员那样的组织作用。同样的道理,日本的神道教虽然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素质,但由于其信仰素质和理论素质都还局限于本民族的范围内,因此也难以具有越出本民族范围的更高的世界性的组织素质。宗教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信仰素质、理论素质和文明素质,就没有确立较高组织素质的客观基础。
总之,佛教、教和教能够成为世界三大宗教,决非偶然的,并非纯粹“人为”的,而是由其宗教本身的内在原因及其较高的宗教素质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这是整个宗教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其中以宗教的信仰素质和理论素质尤为重要,这是其他宗教素质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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