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异

陈亚军

一、引 言

训诂与注释，同源而殊途。训诂最初只是一门技艺。“训诂”这个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训活工作出现得较早，萌芽于春秋后视而“训诂”这个词的正式命名则较晚，正式形成于汉代。最初的训！估工作是以历史文献率 （词）义训诂为主要形式的注释。而训诂材料则指注释中的字 （词）义的训诂。字（词）义训诂是“训诂”的本质属性，是其产生及 其发展变异的内在根据。到了汉代，这种注释便发展成为系统的 完整的训诂注释书和训诂纂集书。但是，从其著述的目的和编纂 的方式来看，它们都是作为文化学的哲学——经学中注释之一 种。因此，这个时期的训诂还只是一项工作或者技艺，而不是一 门的学科。其后，训诂这门技艺随着文化的转型而发展变异，逐渐地发展成为一门传统学术，即传统“小学”中以训诂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这是训诂的对象化。现代意义上的训诂学，其研究对象、内容、目的和方法，是随着训诂工作的发展而逐渐确立的。历代训诂大师对“训诂”这个词的解释都是从当时的训诂工作的实际出发的，训诂工作的发展变异的推动了“训诂”这个词的内涵与外延之间矛盾的发展。“训诂”这个概念的发展变异的轨迹，显示了训诂工作发展的基本方向。训诂发展变异的最终目标是中国历史文献语义学。这是训诂的非对象化。

影响训诂发展变异的外部条件有二：其一，它与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变异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它与哲学的“语言转向”之间的相关关系。具体地说，在汉字经历了汉字构件系统的以象形为主的“语义中心主义”和汉字使用上的以“通”、“借”为主的“语音中心主义”之后，社会心理最终认同了音与义的“文质彬彬”的汉字构形系统发展道路。这种情况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内部的形上学与文化学之间的互动①。而这种互动又导致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的四次大的“语言转向”。作为它们的次生形态——注释、名学、经学、小学的发展变异则与创；访的产生和发展变异之间是相关的（corrdatlve）。①参见起教华：《作为文化学的哲学》，32页，《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

二、训诂与注释

中国人对前代文化典籍的注释工作由来已久。训诂工作就起源于注释。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训沽工作成为注释的主要内容。甚至成了注释的代名词。后来，由于文化的发展、学术范式的变异，随着传统学术相继，注释工作发生了分化而分属于各个具体学科。近现代

以来，一般的注释工作又成为二阶的注释学（实用认D访学）的研究对象。而原先隶属于一般的注释工作的训I估工作则开始逐渐专门化，转向对汉代四大训诂专书——《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的字（词）义的训诂。进而，训诂完成了向传统训诂学的过渡。近现代以来，传统训诂学经过不断地理论化、系统化而被发展成为“理论训诂学”。

1． 先秦注释中的“诂”。

在先秦时期，系统地注释书出现之前，就存在一种诠释，即在一种典籍中偶或出现的对另一种典籍的字、词、句、篇章的解释。例如，《国语·周语下》叔向对《诗·吴天有成命》的解说。这种解说既讲题旨、解句意，又兼释字义。其中对语言文字说明的方式是后来的经师子夏“发明章句”①的滥搞。而其中对思想义理解释的方式，则为后来的思想家进行文义阐释提供了范本。例如，孟子解释乐章《激招》、《角招》中的“畜君”为“好君也”，即是对叔向的思想义理解释方式的继承。

系统的注释书的出现，大概始自子夏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先秦时期，也有对儒家以外诸子著作的注释。例如，《墨子》中的“经说上”、“经说下”，就是对“经上”、“经下”两篇的注释。随着注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1500页，中华书局，1965年5月。释工作的发展，除了“说”这种注释方式和体例之外，战国时期还出现了“故（访）”、“传”、“解”等。例如，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明上》中所谈到的《国语·周语》中的《大誓故》和《墨子·尚贤中》里所载《书传》之文。另外，《管子》中的“牧民解”篇就是对“牧民”篇的注释。这些注释方式和体例，使注释工作成为一门综合性技艺。其中既有通其旨意，然后再进行理论上的阐发的。例如，上面提到的《墨子》“经说”对“经”的注解。也有用许多故事进行补充或论证的。例如，《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汉代的训l访就起源于“故（访）”这种注释方式和体例。

2．两汉的注释和训诂。

西汉初，由于经学的兴起，推动了注释这门技艺的发展。这时，注释开始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工作，同一部注释书已有严密的体例和术语。并且，还出现了“训”这种注释方式和体例。到了西汉末至东汉初，以文献汉字为本位的考据在经学注释工作中渐成风气。于是，“训诂”这门技艺正式形成了。

西汉初，经师们所作的注释书，除了常用“沽”、“训I”之外，还常用“传”、“说”、“微”等方式和体例。例如《汉书·艺文志》所载，《易》有《周氏传》》H篇，《孝经》有《长孙氏说》》H篇，《春秋》有《左氏微》二篇等。

“训”和“诂”二字连用，最初见于生活在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毛亨所作《毛诗故训传》一书的书名。唐初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中说：“故训，旧本多作故，分或作访，音古，又音故”。以此可见，“故”是“沽”的同源通用字，“沽”是后出本字。根据

唐初孔颖达在《诗经·周南·关瞄》流中对“训”和“沽”所作的“注释之别名”的解释，又根据清代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毛诗访训传名义考》对“训”和“估”的解释，再用与《毛诗话训传》出现的时间相近的《尔雅·释信》、《尔雅·释训》的内容作旁证，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毛诗故训传》上的“故训”（即“信创”）实际上指的是古代注释书中的两种注释方法和体例。“故”是解释“异言”的，“异言”既包括古语个语，又包括雅言方言。“训”是“道形貌”的，即对文献语言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的描绘和说明，所解释的语言单位，以字（词）为主。以此可见，《毛诗故训传》上的“放创；”与西汉末年所谓的“训诂”在词项的内涵与外延上有所不同。总之，《毛诗故训传》综合地应用了“故”、“训”、“传”三种注释方法和体例。从整体上看，《毛诗故训I传》中虽有讲句意、章旨的“传”，其主体部分是“诂”和“训”。这种注释工作形态为西汉末至东汉前期正式形成的“训诂”这门技艺奠定了基础。 西汉末至东汉前期，在经学注释工作，对先秦儒家经典进行以字为本位的词义考据，渐成风气。而且，再次出现了“训故（诂）”连用的现象。从成书于东汉前期的《汉书》可以看出，著录的注释书中称为“故”成“训故”的多指那些辨识古今字形、通晓雅言方音的注释书。而称为“训”或“训纂”的，虽为数很少，但多着眼于义理的解释。可见，作为汉代注释工作中的“训”是异质的，其方法和体例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这大概与当时分文经学内部齐学与鲁学之分别，以及今古文经学之分别有关①。此外，《汉书》行文中常常“训诂”二字连用。例如，《汉书·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诂）”。又“《苍颌》多古字„„，为作训故（训诂），„„”。《汉书·杨雄传》有“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②的叙述。这里的“训诂”与“章句”（一般意义的注释）对①参见赵蕴；《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一鲁一道”之变》95页，《东岳论丛》1994年 第5期。②（汉）班固：《汉书》3514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文，可见其所措是以字为本位的训诂工作。与一般意义上的注释不同。

从汉语发展史的角度看，西汉末至东汉前期，正是汉语双音节词大规模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同义合成又是这一时期双音节词产生的主要方式和基本途径。“训”和“访”这两种注释的名称，由于长期的同义连用，是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固定词组，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双音节专有名词。东汉中期，许慎的《说文解字》“言”部：“训，说教也”。段玉裁注：“说释而教之”。“言”部又：“沽，训放言也”。以此可见，在这个时期，“训”和“沽”都有“训诂”或“解释”的意思，同义合成而专指字本位的考据工作，是可以成立的。不过，这一时期，“训诂”还常被时人用来指代注释书。例如，《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解访》：“读谓经，传谓训诂”。

总之，“训诂”这个词，在这个时期，其内涵较之其字源意义和词源意义有质的差异。“训诂”与“注释”，散言则同，对文则有微殊。没有异，就不能分化。“注释”是上位概念，“训诂”是下位概念。这一时期的注释工作，既包括了以语言文字的说明为主的字（词）义训诂（包括对“本文”中与汉语言文字有关的语法、修辞、逻辑、篇章等问题的说明），如郑去的《毛诗笺》；也包括了以义理的解释为主的文意阐释，如何休的《公羊解治》；还包括了其他类型的注释，如袁康和吴平为周代史书《越绝》作史注，用故事进行补充或论证，

而成《越绝书》二十五篇。因此，这一时期的注释工作，从共时角度来看是多元一体的，从历时角度来看是有序异质的。

这一时期的“训诂”这个词项中实际上还包括了服务于“注释工作”的用于先秦经籍的字（词）义考据的训诂专书。这种训诂专书是字本位的字（义）训诂的纂集书。所谓“纂集”是指对训诂 材料的类聚。这种训诂专书，看上去类似于后代的字书和辞书。 但是，实际上，它是训诂大师们以训诂材料类聚的方式来显示其 历史文献语义考据方（其中主要包括通经的发现程序和考 据的说明体系）的一类训诂工作专门著作。是实用理性的产物。《说文解字》就是许慎借以展示其“通字”理论体系（即沟通先秦经籍中语言文字的同源通用关系和同音借用关系）的一部训诂 工作专门著作。《说文解字·许冲上表》：“慎博间通人，考之于 退，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治，皆训其意”。这里的“训【”，可以 释为“通”。因此，纂集类训诂专书，既与随文释义的训诂注释书 有质的差别，也不同于近现代的字典和辞典。西汉时期，纂集类 训诂工作只完成了一部《尔雅》。到了西汉末至东汉时期，训诂的 纂集著作已成批地出现。出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 名》、眼虔的《通俗文》，以及《小尔雅》等。时人将此类书看作训诂 类书籍。例如，《汉书·艺文志》中，《尔雅》、侧、尔雅】等训诂专书 与儒家经典的注释书都同属于一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训I访 专书已经开始成为训诂工作的注释对象。例如，杨雄为《尔雅》作 共时的语义实证的《方言》，韦昭为《释名》作注解的《辨释名》等。

而就是这种对训诂专书的注释工作才使早期的以历史文献中的字（词）义训诂为主的训诂工作得以发展成为后来的以训诂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训诂学。

西汉时期的训诂工作，其表现形态十分明显地附属于作为 文化学的哲学——经学。东汉时期的训诂工作已不限于儒家经典，已经扩大到历史著作、先秦诸子和儒家经典以外的文学作品。例如，应动的《汉书育义》、服虔的《汉书育训》等。卓然，这些早期的史注所采用的注释方法和体例仍属于训诂式注释（或称为“训解式史注”），然而，史注的产生为后来的注释工作的分化创造了条件。

3．训诂工作的专门化和向训诂学的转化。

东汉末年，注释工作开始逐渐分化而开始分属于各个具体的学科。以史注为例，晋苟动《中经新簿》将历史类著作归入“丙部”。同时，“扑厥式史注”逐渐增多。训诂工作开始从一般意义上的注释工作中分离出来。训诂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注释材料，逐渐成为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注释逐渐成为各个具体学科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其发展趋势看，注释工作、注释方法和体例最终将成为注释学（或可称为“实用训诂学”）的研究对象①。

东汉末年，以字（词）训诂为主要特征的训诂，其工作范围主要在先秦经籍。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经学大师郑玄的《毛诗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二度注释”迅速发展，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梁代皇侃的《礼记义流》、《论语义流》，以及唐初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二度注释”的实质是语义实证，而这种实证是以对注释书中的字（词）

的义训的再考据为基础的。这种再考据，既有解释某部历史文献的本文的目的，也有说明一般的历史文献语言文字的目的。与此同时，训沽工作的重点则逐渐转向对训诂专书的注释，训；估材料逐渐地成为“雅学”和“说文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晋郭噗的《尔雅注》、《方言注》，梁代度严默的《演说文》，以及南唐徐错的《说文解字系传》。从来始，训【估工作开始正式成为“小学”内部的一门的传统学术。训诂工作的范围已经集中到对“雅学”著作、“说文学”著作的注释和二度注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宋代邢易的《尔雅疏》、郑樵的《尔雅注》，以及明代的赵宦光的《说文长笺》等。这种考据或再考据是以说明一般的历史文献语言文字为主①参见汪耀南：《注释学纲要多》8页，语文出版社，1991年3月。要目的的。训诂开始成为考据的对象，这标志着传统训诂学产生了。到了清代乾嘉时期，训诂工作已经完全集中到对于一般的历史文献语言文字的意义的考据上面。传统训诂学臻于成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那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效行的《尔雅义疏》、戴震的《方言疏证》、毕沉的《释名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本世纪以来，传统训诂学通过自身的理论化、系统化而正在成为一门现代学术——理论训诂学。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陆宗达、王宁先生的《训诂与训诂学》。而一般意义的注释（包括注释方法和体例）已经成为注释学（或可称为“实用训伤学”）的研究对象，并且，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历史解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汪耀捕的《注释学纲要》。

总而言之，训诂与注释是具有同源关系的。然而，由于训诂内在的本质属性和外在的相关因素，例如，名学、经学和小学的发展变异，从而使它们最终发展成为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现代学科。

三、训诂与先秦名学、两汉经学

训诂的源起和训诂工作的对象、范围、目的及其方法的发展变异，既主要地取决于历史文献语言与汉字系统之间的矛盾，也与其所处的特定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环境、时代精神有关，特别是与哲学的形上学和文化学之间的互动密切相关。

1． 训诂与先秦名学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明史来看，作为形上学的哲学与作为文化学的哲学之间的互动而引起的“语言转向”，是语言文字学的摇篮。这是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古代中国也是如此。训诂的产生与先秦名学的产生和发展之间是相关的。

中国先秦名学萌芽于春秋晚期，这也是训沽工作初兴的时期。最初的名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属于文化学的政治哲学中的逻辑问题和语言问题。而到了战国时期则逐渐转向属于形上学的认识论中的逻辑问题和语言问题。可见，先秦名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形上学和文化学的互动之间是相关的。而先秦名学中的逻辑思想与认识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是相入相即的。

在名辩思潮中，名学集中地研究了逻辑概念论，其中主要包括正名理论、名的分类、名的定义等纯逻辑问题。并且，开始使用接近于自然语言的形式化语言，如《墨经》。另外，其中亦涉及到一些汉语文字问题。然而，它们都从属于哲学问题和逻辑问题。从上面的情况看，根据C·S·皮尔斯、C·W·莫里斯、R·卡尔纳普的学说，我们可以把先秦名学看作介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实用理性（或经验理性）的逻辑语义理论。

关于“正名”理论。“正名”理论中有属于纯粹理性的形式逻辑“同一律”的因素。它集中地体现在寻求“名”与“实”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的主张上面。最初的“正名”思想主要有《邓折子·无厚》的“循名责实”，《管子·幼官》的“明名章实”，以及孔子的“正名’等。战国时期有《尹文子·大道上》的：“名者，名影者也”，《公孙龙子·名实论》的：“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后期墨家《经说下》的：“正名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荀子·正名》的“稽实定数”，《吕氏春秋·审分览·审分》的：“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美，无使放悻”等“正名”的思想。战国末期，“正名”的思想走向了极端，韩非从绝对理性主义的思维定势出发提出了名实绝对一致论。《扬权》：“形名参同”。这与现代哲学（逻辑所延语义学寻求对象语言与形式化语言之间的—一对应的基本思路是相似的①。这一思路为后来东汉中期的许慎所继承。许慎著《说文解字》以寻求汉字的形义统一。后来的“说文学”发现，《说文解字》中所编集的汉字与先秦经籍用字颇有异同。而那些不见于先秦经籍的后出本字，从逻辑语义学角度看，就是一种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形式化语言。以此作为研究经学的元语L，良明显是一种形上学的设想。实际上，无论是哲学（逻辑）语义学，还是历史语义学都是不可能完全作到这一点的。大多数先秦名学家也不赞成名实绝对一致论。例如，《尹文号·大道上》的“今即圣贤仁智之名，以求圣贤仁智之实，宋之或尽”和后期墨家《经说上》的“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的哲学（逻辑）语义学思想，以及《荀子·正名》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的历史语义学思想等。他们的这个思路与现代哲学（逻辑）外延内涵语义学的寻求接近于自然语言的形式化语言与人们日常的理解相一致的基本思路②是相似的。这一思路后来为唐和唐以后的训诂大师所继承和发展。例如，唐代孔颖达、清代马瑞辰所使用的“对文”的语义分析方法，以及清代段玉裁所使用的“统言”的语义分析方法。

关于名的分类问题。先秦名学家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名”进行分类。主张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类的居多数。而主张仅从内涵方面或外延方面进行分类的是少数。首先，主张从两个方面进行分类的主要有：公孙龙《白马伦》对于“名”的种属关系的外延语义分析和对“马”与“白马”性质的内涵语义分析。后期墨家从外延方面把名划分为达、类、私，又从内涵方面把名分为相当于具体概念（实体概念）的形貌之名和抽象概念（属①参见朱水林主编：《逻辑语义学研究》99—10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gZ年8月。②参见朱水林主编：《逻辑语义学研究》6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性概念）的非形貌之名，相当于时间概念的“居运”之名和相当于空间概念的“量数”之名，相当于集合概念的“兼”和非集合概念的“体”。荀子的《正名》从逻辑词项的外延上把名分为共名和别名，从内涵上分为“散名”——一般自然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和“文名”——指称社会事物的

概念，又从语言构成形式上分为“单名”——单音词和“兼名”——复音词等。其次，仅从内涵方面进行分类的主要有：《孟子·告子上》的“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尹文号·大道上》的“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的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之分别，以及“命物之名”——称呼一般自然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与毁誉之名和况谓之名——指称社会事物的概念之分别。再次，主张仅从外延方面进行分类的只有《韩非子·扬权》的“明分以辩类”。先秦名学对名的分类的研究，为与之并行的训诂工作中对词义引申的探讨提供了说明的体系，为西汉初期成书的训诂纂集书《尔雅》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范本。例如，在西晋初汲家出土的竹书中有属于战国后期的《名》三篇。从其看，是由名的分类法向纂集类训诂工作过渡的一种内部超越形式或者中间环节①。这种名的分类法的离散型变异形式，其最直接的连续型变异形式，就是“雅学”类训诂纂集书。

关于名的定义问题。先秦名学家为全称的哲学词项下定义的过程是揭示其哲学（逻辑）内涵的过程。《公孙龙子·迹府》和《吕氏春秋·先识览·正名》都记载了战国中期的尹文与齐王的辩论。其中尹文具体地应用了种差定义。他为“土”下定义时说：“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顺（梯）”。后期墨家《经上》、《经下》也应用了种差定义。例如，《经上》：“久，弥异时也。①（唐）房玄龄等：（晋书）1433页，中华书局 1974年 11月。宇，弥异所也”。除此之外，还应用相对词项的定义。荀子在《正名》中谈到了“定义”在人类认识中的意义。他说：“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韩非在《扬权》中提出了“审名以定位”揭示词汇内涵的定义法。显然，先秦名学的定义问题属于哲学（逻辑）内涵语义学问题。它和与之并行的训诂工作相互补。先秦的注释类训诂工作为特称的历史文献字（词）义作义界，是理解其历史（文化）意义的过程。例如，《仪礼·丧眼》：“父。传日：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诸侯为天子。传曰：天子，至尊也。君。传日：君，至等也”。很明显，这是在谈论属于历史（文献）语义学的问题。先秦名学中名的定义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汉代的训诂工作，特别是对纂集类认D治工作的影响是深刻的。许慎《说文解学》为所编集的汉字作的义界中，已广泛地使用了属加种差定义法。例如，“口，人所以言食也”。

关于名学中的语言哲学问题。在先秦，“名”既用以表示概念，也用以表示语词。就汉字而言，“字”就是记录概念、语词的书写符号。名学以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然而，当名学的研究重点转向如何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论辩，如何解释论辩中的语言文字问题的时候，“语言转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语言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尽管其落脚点仍是价值论或认识论问题。首先，先秦名学家在讨论名实关系、研究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等意义问题时常常从哲学逻辑和语言文字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甚至将二者融为一体。后期墨家看到了名既有概念的性质，又有语词的性质。《小取》：“以名举实”。《经说上》：“告以文（之）名，举彼实也”。荀子也看到，名除了具有概括一类事物共性的概念性质之外，也具有“制名以指实”的语词的功能。并且，在《正名》中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提出“制名”的一系列原则。如，“约定俗成谓之宜”等。其次，先秦名学家也探讨过名与言之间的关系。孔子所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说法已注意到名与言之间的相关关系。后期墨家深入地探

讨过名言关系问题。《经说上》：“故言也者，造口能之，出民（名）者也。民（名）若画掘（虎）也。言也，谓言由石（名）致也”。荀子在《正名》中从名（语词）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来考察名言关系。他说：“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韩非也看到了，名是言的构成单位。《主道》：“有言者自为名”。再次，先秦名学家也偶涉与之并行的训诂工作的领域，谈论方言、汉字以及形义关系问题。《论语·述而》》明确地区分“雅言”（共同语）与方言。《系辞》和荀子的《解蔽》中探讨了汉字的起源问题。韩非在《五清》中运用了“形训”的方法，对“私”与“公”二字进行训诂。总之，先秦名学中的语言哲学已经深入到语言文字的层面，为汉代训【治这门技艺的正式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范本。

综上所述，先秦名学注重逻辑思维的内容（语义）和词项的内涵（意义），不大重视逻辑思维的形式（语法）和词项的外延（分类、结构）。这与欧洲学派的形式逻辑的纯粹理性的传统以及受其影响的现代哲学（逻辑）外延语义学不完全一致，而与现代哲学（逻辑）语义学中的属于英美学派的外延内涵语义学比较相似。先秦名学与先秦的训诂工作和后来的训诂学在研究对象上呈互补分布，与汉代正式形成的训I治这门技艺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的思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语言转向并没有产生出真正的语言文字学。先秦名学中的语言哲学处在哲学（逻辑学）与语言文字学的交界点上。先秦名学家对语言的哲学理解，一方面促进了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新途径。另一方面为汉代经师超过这个分界点，通过对先秦经籍的字本位的语言文字说明（训诂工作），来再现先秦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提供了逻辑生长点。

2． 训诂与两汉经学的关系。

“经学”这个名称最初见于《汉书·倪宽传》。经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秦的子夏。西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至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会议，是经学的第一个全面发展时期，也是切I估从初兴到兴盛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切财的最初表现形式和基本的训诂方法正式形成的时期。

人们一般认为，经学是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的学问。而实际上，经学主要是从事二阶（meta）的文化创造的文化学。早期经学的内容十分庞杂。汉代以后，经学开始逐渐分化。传统训诂学就是从后来的经学中逐步分化出来的。

两汉经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以刘欲、贾速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以及以许慎、郑玄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时期。两汉经学各派在学术上各具特色。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共“性。用现代历史解释学的术语来表达，都讲究“情境”（其中包括通过“本文”而对先秦不同时期的典章制度和名物的考据），“理解”（其中包括对于“本文”的文字议l估），“解释”（其中包括阐发“本文”的“义理”）。在两汉经学中，今文经学侧重于“义理”的解释，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形上学（如，宇宙生成论）和新的文化学（如政治伦理学）。而古文经学则

侧重于“考据”的说明，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文化学。例如，史学、文学、小学。东汉 以后，史学、文学、小学等相继于经学而自立门户。

两汉经学中的注释工作，主要地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去 探讨名与言之间的夫系问题，进行实属于历史文献语言文字学 中的字（词）义的考据。并且，从中逐渐地发展出来一种有理有系 统的训诂工作。

根据现有的材料看，商代后期的武丁时代，文献开始大量出 现。这一时期的汉字构件系统，与图画文字相较已有很大距离。但是，象形程度仍然相当高①。西周中期恭、鼓诸王以后，汉字的构件系统剧烈变化，象形程度显著降低，很少新造表意字。这种变化与前代大量的历史文献的被写定和当代大量的新文献的出现之间是相关的。与此同时，由于使用文字的经济原则与汉字系统“分理别异”功能之间的矛盾，致使文字使用上的“通”、“借”现象急剧增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汉前期②。为了解决文字使用上的“通”、“借”现象与文献语义上的“歧义”问题之间的矛盾，自春秋时期开始，汉字构形系统的繁化——形声化，由以前的离散式变异形式逐步地发展成为连续式变异形式。并且，逐渐地形成正态分布③。总之，汉字经历了早期的构件系统的“语义中心主义”的象形、周代的文字使用上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同音借用和同源通用，到了西汉中期以后，最终实现了构形系统的“文质彬彬”的形声化。

这种现象反映到流传至西汉时期的先秦经籍上面，则表现为古文经上使用战国中后期的六国古文字，今文经上使用西汉初年“隶古定”以后的文字。例如，《毛诗故训传》上使用的是古文，“齐诗”、“鲁诗”、“韩诗”上使用的是今文，二者在文字上各有异同。这两种文字分属于两个前后不完全相承的历时系统。从出土文字资料看，这两种字形在构件系统方面的差别不很大，而在构形系统方面却有很大差别。因此，后代人发现，古文经上多用“同源通用字”和“同音借用字”，而今文经上多用后出本字。这种现象反映了汉语系统的不断精密化和汉字系统的不断优化。①多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44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③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8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③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3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这种情况增加了后人解释先秦经籍时产生歧义的几率。并且，迫使西汉的经师们逐渐地从先秦名实之学的路子逐步地转向对名言关系的探讨。出于经学发展的需要，两汉之际的经师逐渐由个文经学对语言哲学上的语义的解释工作过渡到古文经学的对历史文献上的语言文字的考据工作。

为了突破古文经籍上的转注和假借的障碍，以求得经典作家的“原意”，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义理的阐发，汉代经师们在训诂工作中充分地利用了汉字的形音、形义、音义之间复杂的相关关系，探讨流传到汉代的先秦经籍上的语言文字现象。西汉今文经学多采用“语音中心主义”的声训，而两汉之际的古文经学则多采用“语义中心主义”的形训。二者各有利弊。东汉中期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为经师们创造“形声”的i）I治方法，超越“语音中心主义”和“语义中心主义”，提供了历史机遇和社会条件。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最终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二次语言转向。在这次转向中，经师们将先秦语言哲学付诸解释先秦经籍的实践，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字（词）义。东汉中后期经学大师郑玄在《周礼·春官·外史》注中

引“或曰”：“古曰名，今日字”。反映了这两次语言转向的历时发展脉胳。东汉时期，“名实”的“实”也由先秦时主要指称“客观事物”而开始有了新的指称对象——“先秦经籍中 的本文”。《后汉书·卢植传》：“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 降在小学”。这说明了古文经学家研究古文经中的古文字的目的 是“为实”——“说明先秦经籍的本文”。而其基本的原则是“实事 求是”。

西汉末至东汉前期，训诂工作空前发达。它标志着训诂这门 用来对历史文献进行语言文字说明的技艺正式形成了。其显著 特征有四：其一，训诂大师们都自觉地重视发挥群体优势，讲究 师法条例和家法传承。我们可以从注释类训诂大师郑玄和纂集类训诂大师许慎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其二，注释类训诂著作和纂集类训诂著作的产生已批量化。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有郑去的“三礼注”和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其三，训【治方法的系统化。例如，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将今文经学的声训和古文经学的形训有机地组合起来，形成了“形声”的新方法。从而，构成了一个用来通经的较为完整的发现程序。其四，训诂术语的专门化。例如，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中，训诂术语已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说明体系。不过，这一时期的训诂工作，总的说来，仍然是经学中注释工作之一种，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经学家研究历史文献中的语言文字，还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这种字本位的考据技艺，还有待于对象化而成为“小学”中的一门传统学术，进而非对象化而自立于现代学术之林。

四、训诂与小学

训诂的源起和训诂工作的对象、范围、目的及其方法的发展变异，也与其所处或前后相承的学术氛围（或“范式”）的发展变异相关，特别是与非意识形态的“小学”的发展变异密切相关。“小学”最终发展成为历史文献语言文字学，为训诂的正式形成和向学科发展提供了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外部条件。

1． 汉代以前的“小学”概念。

“小学”的原初意义与后人所谓的“历史文献语言文字学”是有质的差别的。 “小学”的原初意义是指周代为贵族子弟而设的初级学校。“小学”概念最早见于《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官也”；“古者八岁而出就外会，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及教之六艺。„„五曰六书，„„”。郑众注：“六书，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谐声也”。《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段玉我注引《白虎通》：“八岁入小学，十五学”。

在周代教育制度中，小学期间，要学习六艺、六仪等。到后来，则主要学习“六书”，即学习语言文字的知识。于是，出现了与“小学”教育相适应的文字字表，以供教学之用。

例如，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籍所编的《史籍篇》，以及秦代李斯等人编写的《仓颔篇》、《爱历篇》、《博学篇》等。这一时期的“小学”概念中有“文字”这个义素。

2．汉代“小学”概念的发展演变。

西汉初期，由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历史变革，使得汉语词义系统的发展演变加快了。汉字的数量也随之急剧增加。例如，秦代的《仓颔篇》、《博学篇》、《爱历篇》等共收基本汉字3300字。到了东汉中期，许慎的《说文解字》仅经学用字就收有9353字。西汉统治者比较重视识字教育，这又促使供识字教育使用的汉字字表的大量产生。例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等就是这类汉字字表。汉字字表的大量涌现又推动了文字学（特别是“六书”之学）的发展。例”如，《急就篇》中已经有了“分别部居”的属于文字学方面的汉字构形系统的观念。于是，“小学”概念中“文字”这个义素通过与“小学”概念中原有的义素（如“教育单位”等）的激烈竞争，并且为社会心理所认同，而成为核义素。“文字”的对象化就会产生“文字学”。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即《毛诗故训传》虽属于西汉早期古文经学，但其中的训；释多声训和义训中的直训，真正的形训实不多见。另外，杨雄《苍颉训纂》出现之前，作为“文字学”的雏形的的传统学术——“小学”与经学中注释之一种的“训诂”（既指随文注释类文字创I访，也指纂集类文字训诂）之间实际上是相互而并行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今文经学所研究的是今文经籍，故常用声训和义洲冲的直训，并不需要形训。所以，虽然今文经学与“小学”同为官方学术，却无缘相互接触、相互借鉴。另一个原因是，古文经学在西汉时期只流行于民间。到了西汉末年，刘效在宫中校书，研究古文经籍，作为民间学术的古文经学才进入官学，并与“小学”相互接触。西汉末至东汉前期，古文经学受到普遍重视，“小学”的基础理论——“六书”之学得以迅速发展，注释类训请书中的“形训”逐渐增多。于是，作为经学中的一种系统的注释方法体例或一门有理论的技艺的“训诂”正式形成了。以此可见，这一时期，训诂的正式产生及其发展变异与“小学”的发展变异之间已经有了一般相关关系。作为其结果，刘敬在《七略》中把汉字字表及其注释书都归入属于经学的“六艺略”中的“小学类”。杨雄在《苍颉训纂》中首开为重蒙汉字字表加注释之先例。尽管，杨雄《方言》首开为《尔雅》作二度（meta）共时考据之先河，但是，这一时期的训诂仍然是一门技艺。例如，在《汉书·艺文志》中，《尔推》被归入“孝经”类注释书中。

3．“小学”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变异。

汉代以后，经学急剧衰落。尽管“小学”仍要服务于经学。但是，“小学”再一次自立门户，发展。“训诂”也随之开始发展成为一门传统学术。进而，脱离一般意义上的“注释”而成为升学”之一部。

三国时期出现了音义、声韵之学。接着，“雅学”和“说文学”兴起。到了隋代，音韵之学已经发展成为“小学”内部的一个学术分支。从而造成“小学”内部文字、音韵、训诂三足鼎立之势。唐初的《隋书·经籍志》中“小学”类云，“魏世又有„„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诸书”。这是对汉代以后“小学”和“训诂’没展演变的一个追述。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以及隋唐佛学经学的高度发展，导致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第三次“语言转向”。这次语言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儒家经学。宋代，在“理学”的“接着讲”的催化下①，以“照着讲”为宗旨的“训诂”开始正式成为“小学”内部的一门的传统学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标志：其一，州日唐书·经籍志》把《尔雅》归入小学类。其二，宋代的学者已明确地以“小学”指代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我们可以从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王应战《玉海》中找到有关论述。《玉海》：“文字之学有三：其一，。谓点画有衡从曲拆之殊。《说文》之类。其二，训诂。调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尔雅》、《方言》之类。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②。这个说法，将过去所谓的“小学”统称为“文字学”，实际上是历史文献语言文字学。这个说法大致沿用了《隋书·经籍志》的名称。所不同的是，明确地将“小学”具体划分为三。

明清实学思潮是作为文化学的哲学的又一次复兴。实学家在西方学术逻辑推理和实证方法的影响下，在对宋明理学后学的思辨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和绝对理性主义（宗法主义的理论和制度）的反思中，继承和发展了汉代儒家经学考据传统，逐步地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考据实学（新经学）。在哲学的第四次“语言转向”的影响下，“小学”的历史文献语言文字学的性质被正式确定下来。而“训活”作为一门传统学术，则趋于成①参见崔大华：《论经学的历史发展》42－4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6期。②（宋）王应麟：《玉海》84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 熟。尽管，清《四库全书总目》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图书分类的 习惯，而将“小学”类图书仍归入“经部”。然而，近现代的国学大 师章炳诚先生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明确指出，作为文字、 音韵、训诂的总称的“小学”，“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

4．“小学”的分化与“训诂”的新内容。

本世纪初以来，“小学”作为一门传统学术，由于西学东渐和 文化转型而迅速分化。由于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的内在属性， 相对于传统的训诂学，更容易为语音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 所形式化、科学化，因而，相继从“小学”中分离出来而自立于现代学术之林。留给传统“小学”的只有一小块天地，即不脱离历史文献的汉语文字的考据工作。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时期的“小学”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体①，而与欧洲学派从唯理论出发所定义的“普通语言学”之间有质的差异。这种“小学”是关于历史文献语言文字的变异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意义系统、价值系统以及特定的社会。心理认同的变异之间的相关关系的一门实用性（经验性）学科。它是特称的实用理性（或经验理性），即“中

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章炳新语）。它的研究目的是再现中华民族文化产品中语言文字里所蕴涵的意义、价值和社会心理认同。因而，是进行文化解释的基本依据。作为文化学的哲学（广义的价值论）是它的哲学基础。而“普通语言学”则是关于人类语言的属性、结构和功能的一般认识（普遍规律）的一门理论性学科。它的研究目的是描述人类群体语言的形上本体和人类个体言语的经验现象之间的关系。因而，是对存在进行形上学的语言文字的说明的基本依据。作为形上学的哲学（广义的认识论）是它的哲学基础。本世纪以来，“小学”与“普通语言学”①参见高长江：《文化语言学》2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之间的本质差别、对立和互动，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并且，使“训诂”概念有了新的内容。

自东汉末至近现代，随着训诂工作的范围、对象、性质的不断改变，“训诂”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异。三国魏的张揖在《广雅》中说：“训„„，顺也”。这是采用声训的方法来揭示“认I”的语源。明人张自烈在《正字通护言”部中说：“又：释也。如某字释作某义，顺其义以训之”。所谓“顺其义以训之”，可以解释为“顺着字（词）义发展的脉胳而解释字（词）义”。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解释“访”字时说：“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这句话可以解释为“训诂是顺着字（词）义发展的脉胳而解释历史文献中的言语的”。以此可见，到了清代乾嘉时期，“训诂”已经完成了向“训话学”的历史转变。到了近现代，训沽学大师黄侃先生则为“训访”概念的这种历史变革作了总结。在《训诂学定义及其训诂名称》一文中，黄侃先生认为，“治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①。黄侃先生对“训诂”所作的新义界，也为“理论训诂学”的建立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本世纪以来，与训诂工作相关的一些传统“技艺”，相继被形式化和科学化而成为现代的的学科。例如，汉语方言学、汉语修辞学、汉语语法学、校勘学、辞典学、博物学等。只有传统训访学“顽固不化”。它追随“小学”，不愿被形式化、科学化。它只接受理论化、系统化而成为“理论训诂学”。理论训诂学重视对历史文献用字的查本推源、系词联义、较同辨异、寻形分字等项工作②。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研究历史文献上的汉字在文化价值①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②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14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和心理上的意义的方法。这与重视“名字”本原的现代哲学（逻辑）处延内涵语义学具有十分相似的“思路”。并且，在研究对象上可呈互补分布①。从其发展现状看，“理论训诂学”实际上已经构成“小学”——历史文献语言文字学的主体，而与普通语言学中的词汇学有质的差异。我们知道，“词汇学”重视“词汇”的纯粹理性上的分类、结构和共性成分。研究重点在于构拟词汇事实的说明体系。这与重视用语法概念定义语义概念的现代哲学（逻辑帅诞语义学具有十分相似的“思路”，并且在研究对象上也呈互补分布②。总之，理论训诂学与词汇学之间的本质差别，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共时的连续的并行的，而非历时的离散的串行的。

综上所述，训诂与小学，在其各自的历史发展变异过程中，曾经有过相当复杂的相关关系。这些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不相关，一般相关和完全相关。正是在这些相关关

系的作用下，训诂工作才实现了专门化而与注释分道扬健。并且，脱离经学而成为一门的传统学术。近现代以来，传统训诂学又被发展成为理论训诂学。

五、结语

训诂工作萌芽于春秋后期。汉代的经学家们在先秦名实之学的理论基础上，在解释先秦经籍的经学工作中，开展了名与言之关系的研究，进而将先秦已经出现的注释之学与小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有理论有系统的历史文献字（词）义考据工作，出现①朱水林主编：《逻辑语义学研究》6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②朱水林主编：《逻辑语义学研究》99—10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了大批以历史文献字（词）义考据为主的注释书，编辑了一批历史文献字（词）义考据材料的纂集书。于是，训诂这门技艺正式形成了。

训诂的进一步发展变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技艺向传统学术发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发展的阶段。训诂发展变异的第一个阶段是训诂自身的对象化的过程。汉代训诂工作的对象是历史文献中的语言文字现象。训；估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历史文献中语言文字的注释和对这类注释的纂集。主要目的是为经学上的解释提供语言文字的说明。工作的方法是声训、形训和“形声”的方法。宋始，训诂工作和训诂材料都成了传统认；信学的研究对象。传统训诂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通过对以历史文献的字（词）义考据为主的注释书和训诂材料纂集书中的“成训”的语义实证，来沟通历史文献共时的字（词）之间的同源通用关系、同音借用关系，建立历史文献历时的字（词）义引申系统。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历史文献中字（词）的形育义三者互相求，或古形今形、古音今音、古义今义六者互相求。训诂的发展变异的第二个阶段是训诂自身的非对象化的过程。传统训诂学集大成于章、黄二位先生。同时，他们又开启了理论训诂学之先河。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理论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传统训I访学及其研究成果，特别是历史文献的字（词）在文化价值和心理上的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训诂学及其研究成果的理论化、系统化。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对同源通用字和同音借用字进行系联，以建立中国历史文献的字（词）的共时的同源通用关系网络和同音借用关系网络。其二，对字（词）义引申系统进行概率分析，归纳出中国历史文献字（词）义引申方式的正态分布情况。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文史哲工作者提供一套历史文献语义的发现程序和语言文字考据的说明体系。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同源关系类聚与相关关系分析相结合。具体来说，即以形京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根据现代学科命名的规范，这一学术领域应当冠之以中国历史文献语义学。与之相对应的是哲学（逻辑）语义学中具有英美经验论倾向的外延内涵语义学。

注重功能的中国历史文献语义学与注重结构的属于普通语言学的描写词汇学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词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语言中一般意义的词汇。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三：其一，词汇的分类。其二，词项一级语言单位的意义结构形式。其三，不同语言的词汇在纯粹理性上的共性成分等。研究的目的是人类语言中一般意义的词汇中的纯粹理性的结构

和普遍的形式。重点在于构拟词汇事实的说明体系。与之相对应的是哲学（逻辑）语义学中具有欧洲“语音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倾向的外延语义学。总之，世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元的作为本体的历史语义学。尽管，各民族文化中的意义系统之间在价值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否则，人类之间的交往与对话将不可能），然而，在逻辑上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因此，中国的历史语义学，只能在“照着讲” 训诂的基础上“接着讲” 训诂，而不能“绕过它”。我们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训诂将会以新的面貌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造福于中华民族，进而丰富世界的文化宝库。

训诂术语

转语

指语词因声音有变转而别为一意义相通的语词。

语言变转,有因时而变的,有因方言地区不同而变的。晋代郭璞注《尔雅》、《方言》每每说“语声转”,或说“语转”、“声转”。例如《尔雅·释诂》:“□,我

也。”郭璞注:“□犹□也。语之转耳。”又《释鸟》: “□□，戴□。”郭注:“□□犹□□,语声转耳。”这些都是声母相近而意义相同的词。又《方言》卷一说:“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郭注:“语声转耳。”又卷三:“苏、芥,草也。”郭注:“苏犹芦,语转也。”又

卷五说：“杷,宋魏之间谓之渠□, 或谓之渠疏。” 郭注:“语转也。” 又同卷:“薄，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或谓之□。”郭注：“此直语楚,声转也。”(“楚”

是伧楚的意思) 这些都是韵母相同,意义也相同的词。自从郭璞解释语词提出“语转”、“声转”的观念以后，清代学者研究训诂，就从声音转变而意义相通这一条规律去说明见之于古书中的音义相关的各类语词，或为古今语，或为方俗语。

“转语”这个名称始见于扬雄《方言》，如《方言》卷十说：“□，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火也。”清代戴震有《转语二十章》。其书不传,可是有序一篇,载

于《戴东原集》。他把声音的变转，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位”，一类是“位同”。“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这都是就声母来说的。“同位”就是发音部

位相同，“位同”就是发音方法相同。如“端”、“定”两母相转是同位,如“端”、“精”两母或“定”、“从”两母相转是位同。他说：“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

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他认为由此就可以“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求之”。总之，用音义相求，才能把散漫的材料转为有系统的知识。上溯可以求语根,下推可以解语词分化的缘由。王念孙作《广雅疏证》,郝懿行作《尔雅义疏》，钱绎作《方言笺疏》,都以此阐发训诂，成就极大。

与戴震同时的人程瑶田又作《果蠃转语记》说明有相同的声音组织形式的复音词，字义也每每相通。他说：“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

文而弗离其声。”这就把许多双音语词字不同而音义相通的也纳入研究的范围来了。在清代训诂学中推寻语源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周祖谟） 读若

又作“读如”、“读若某同”、“读与某同”。为汉代训诂学家所创术语，并被历代沿用。传注多用“读如”,其余则见于《说文解字》。段玉裁《周礼汉读考·

序》说：“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清代学者对此多持异议。钱大昕认为:“许氏书所云‘读若’、云‘读与同’,皆古书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非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潜研堂文集·古同音假借说》）王筠《说文释例》和张行孚《 说文发疑 》都认为，明音、

明假借二者兼有，不可一概而论。洪颐煊《说文读例》则认为“读若”除释字音、通假借外，还有训字义的作用。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说文》中“读若”的基本作用是比况被释字的读音；读若字与被释字既然音同或音近，而用以比况的字又往往是比较通行的字或人所易晓的成语方言，因此读若字就有可能是被释字的假

借字,或与被释字意义相通。。

对传注中的“读如”，意见较为一致，即：不但拟音，而且指明假借。例如《周礼·春官·男巫》：“春招弭。”郑玄注：“杜子春读弭如弥兵之弥。”《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

志。”郑玄注：“信，读若‘屈伸’之‘伸’, 假借字也。”杜、郑即以“弭”、“信”为“弥”、“伸”的假借。

读若、读如等都有以本字相释的情况。有时是该字一音数义,用读若、读如等指出该字在此处应是某义;有时该字虽然只有一音一义，也用读若、读如引出常语俗词明确该字的音义。前者如《周礼·天官、大宰》:“六曰主, 以利得民。” 郑玄注:“ 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说文》：“□, 数祭也。读若舂麦为□之□。”后者如《周礼·考工记·陶人》：“ 庾实二□。 ”郑玄注：“庾读如‘请益,与之庾’之‘庾’。”《说文》：“□，固也。读若《诗》‘赤□□□’。” 在传注中，读如与读为有时混乱。例如《周礼·天官》：“胥十有二人。”郑玄注：“胥，读如□，谓其有才知为什长。”而在《大行人》“七岁属象胥”下又说“胥，读为□。”

（许嘉璐） 读为

又作“读曰”，为汉代训诂学家所创术语，并被后代沿用，主要用于传注中，意思是改读为某字。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说:“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然也。”所谓“易字”，即换用本字以释借字。例如《诗经·卫风·氓》:“淇则有岸,□则有泮。”郑笺：“泮, 读为畔。”“泮”本为“诸侯□射之宫也”（《说文系传》），在此处为涯岸之义，郑谓为畔之借字。《礼记·乐记》：“武坐，致右，宪左。”郑玄注：“字,假借的缘由是二字声近误用。《尚书·舜典》：“播时百榖。”郑玄注：“时，读曰莳。”“时”无种植义，所以以“莳”读之则意义了然。

后代训诂学家在注释中单言“读”或“音”，其作

用有时与读为（读曰）的意思相同。例如《淮南子·主术训》：“器械不苦而职事不□。”高诱注：“苦读□。□读慢缓之慢。”即谓“苦”、“□”分别为“□”、“慢”的假借字。□是不坚牢的意思,慢是缓的意思。《汉书·息夫躬传》：“京师虽有武□精兵，未有能窥左足而先应者也。”苏林注：“窥音跬。”意谓跬为正字，窥为借字。跬是半步的意思。 与读若（读如）一样，读为（读曰、读、音）也有以本字为训的情况例如《汉书·高帝纪》：“五月丙寅，葬长陵。已下。” 苏林注:“下音下书之下。”“字旧有上去二音，此说既定其音为去声，实际上也就明确其义，指出“下”是送下的意思。这种情况后来学者称为“破读”。

（许嘉璐）

当为

又作当作，为汉代训诂学家所创术语，并被历代沿用。意思是某字是错字,当作某。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说：“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字之误，即因二字形体相近而误；声之误，即因二字声音相同或相近而误。例如《周礼·天官·内饔》：“豕盲□而交睫,腥。”郑玄注:“腥,当为星,声之误也。”“星”指肉中的绦虫卵，因与“腥”同音而误书。又《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郑玄注：“杜子春云，‘宫’皆当为‘官’。”宫、官即因形近而误书。当为（当作）既为“救正之词”，所以也为后代校勘学所沿用。

（许嘉璐） 浑言

指对同类事物的统称。如果对同类事物细加分别,辨析异同, 另加别名,那就是“析言”。例如《说文解字》走部:“走,趋也。”段玉裁注:“《释名》:‘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此析言之。许浑言不别也。”又鸟部：“鸟，长尾禽总名也。”段注：“短尾名隹，长尾名鸟,析言则然,浑言则不别也。”“浑言”段玉裁也称之为“统言”。例如《说文》示部:“祭,祭祀也。”“祀，祭无巳也。”段注:“统言则祭祀不别也。析言则祭无巳曰祀。”

又古人用事物义类相近的单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通常总是统称。析言之，则意义不完全相同。见于前代古书的训诂，例如：

言语 《诗·大雅·公刘》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雕琢 《诗·□朴》毛传:“金曰雕,玉曰琢。”

商贾 《周礼·大宰》郑玄注:“行曰商，处曰贾。”

陶冶 《书·梓材》伪孔传：“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

离别 《楚辞·离骚》王逸注:“近曰离,远曰别。”

绵絮 《急就篇》颜注：“精者为绵,粗者为絮;新者为绵，故者为絮。”

这些复合词后代一直使用，相沿至今也就不细加分别了. 当为

又作当作，为汉代训诂学家所创术语，并被历代沿用。意思是某字是错字,当作某。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说：“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字之误，即因二字形体相近而误；声之误，即因二字声音相同或相近而误。例如《周礼·天官·内饔》：“豕盲□而交睫,腥。”郑玄注:“腥,当为星,声之误也。”“星”指肉中的绦虫卵，因与“腥”同音而误书。又《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郑玄注：“杜子春云，‘宫’皆当为‘官’。”宫、官即因形近而误书。当为（当作）既为“救正之词”，所以也为后代校勘学所沿用。 通语

指在广大地区里通常共同说的词语。见于汉扬雄所作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通语”是对“方言”来说的,即不是一方一地之言。例如《方言》卷一说：“娥、□，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自关而西，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扬雄所说的“通语”就是各地能通行的普通词语，含义也是般性的，跟各地特有所指的方言词语不同。在扬雄书里“通语”有时也说“凡语”。

凡语

指各地一般普遍说的词语。见于汉代扬雄的《方言》。例如《方言》卷一说：“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犹）女出为嫁也。逝，语也；徂，

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这里所说的“凡语”就是一般通行的都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扬雄书里有时也说“通语”。

一、训诂的功能：汉代人去读先秦或更早的典籍，已略有困难；而到了唐代，一般人对两汉、

先秦的典籍，就更不容易懂了。所以，在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时，就需要首先扫清文字障碍，减少语言

隔阂。

二、“训诂”这两个字连用，始于汉代的《毛诗诂训传》。唐代的训诂学家孔颖达在《诗经。 周南。关雎》的疏中对“训”和“诂”分别作了解释。他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

三、《毛诗诂训传》，是毛亨为《诗经》所作的传注，简称《毛传》。“传”是一种发明经典 大义的体例。

“春秋三传”有左丘明的《左传》、公羊高的《公羊传》、谷梁赤的《谷梁传》。

毛亨注释《诗经》虽有叙事，但却以解释语言为主，所以叫《毛诗诂训传》。 四、孔颖达的意思是说，诂和训，是解释语言的两个不同的法则：（一）“诂”是解释“异言”

的。所谓“异言”，就是同一事物因时代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因时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

古语。因地而产生的异言，也就是方言。对因时而异的古语，用当时的今语去解释；对因地而异的方言，

用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去解释，这就是“诂”。（二）“训”是道形貌的。所谓“道形貌，就是对文

献语言的具体的含义，进行形象的描绘、说明。

五、近代学者黄侃先生对“诂”、“训”二字的解释，反映了训诂学进一步发展后所具有的新

的含义。‘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黄侃先生对‘诂

训’的解释，说明他已有了词义的系统的观点。在解释词义的时候，首先要推求它的本义，即可以推溯

的最原始或最核心的意义，然后沿着词义发展的线索，找出它不同的引申义。这样才能完成对一个多义

词词义系统的解释。比如（诗经。大雅。大明），毛亨不把“京”解释作“京师”，而解释作“大”。

他的意思说，“京师”的意思，是从“大”这个本义里引申出来的。

六、训诂学是在发展中经过不同的阶段逐步建立起来的。那时的训诂方式主要是注释书（包括

传、注、疏、笺等）。毛亨所作的系统解释《诗经》的《毛诗诂训传》，就是这种训诂最典型的样式。

在这种随文释义的训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另一种训诂的方式。也就是从注释书中，把被解释的语言单

位抽取出来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编纂，形成了类似后代字（辞）典的训诂专书。

《尔雅》始见于汉武帝时，共有十九篇。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是一部文献语言学的

专

著。《尔雅》曾被称为“训诂学的鼻祖”，其实它不过是汉儒采取传注所作的训诂札记。它将古代注释

（以《毛诗诂训传》为主）中曾经有过同样训释的词归纳到一起，再依它们意义的类别加以分编，是一

部我国最早的训诂资料集。

《说文》根据“部首”将文字的形体分为五百四十部，用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

注、假借）的法则来解释字形，又用以形说义的方法来解释字的本义，用“读若”和形声声旁来说明字 音。

七、清代研究训诂的学者有两个派别：一派是以惠栋、江声为代表的“钩沉”之学。这一学派

以辩识古训、疏明古义为主，目的是运用语言文字学来阐明古书上没有弄明白的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

使学者能进一步理解前代的训诂。另一派是以戴震为代表的“创新”之学。如训诂学家段玉裁、王念孙、

王引之、俞樾等都属于后一派。张揖的《广雅》

八、传统的“小学”（古代专门研究语言文字学的一种学问）分成了三个互相有分工又有联系

的门类：文字、音韵、训诂。这三个门类的总合，就是我国粗具规模的传统语言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 “训诂”时，往往有两个不同的涵义：一个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它的

研究范围还不甚明确。另一个则是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

学的一个的门类。

九、那么，文字，音韵，训诂这三个门类如何分工？

文字学，传统语言学的文字之学，着重在识别汉字的字形，从字形出来辩明音、义，研究汉字

形体的发展，从而达到归纳汉字造字法则的目的。音韵学，传统语言学中的音韵学，着重在研究不同时

期汉语语音的体系和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语语音的变化。切韵，等韵，古韵之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训诂学：语言所含的思想内容是它的核心。传统的训诂学着重研究词语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词的意

义系统和词语之间分化派生的关系，词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当语法学和修辞学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这两个门类的内容，也是包含在训诂学中的。

如果简要地说，文字的研究偏重于形，音韵的研究偏重于音，而训诂的研究则偏重于义。这三

个门类的研究虽有以上的分工和侧重，必须相互联系和贯通。 十、（训诂分析题）《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弋言加之，与子宜之。”《毛诗诂训传》 说：“宜，肴也。”《郑笺》：“所弋之凫雁，我以为加豆之实，与君子共肴也。”肴是煮

熟可吃的肉，

引申啖食熟肉也叫肴。《说文，肉部》：肴，啖也。可知《毛传》、《郑笺》训肴，就是训啖。《说文，

宀部》“宜”训“所安也”，则是根据《诗经，周南，桃夭》中“宜室”“宜家”所作的训诂。可见屋

里有饭吃可以有“安”义，屋里有肉吃，也可以有“安”义。这就说明，在作训诂时，研究词的本义和

引申义，是不能脱离字形的分析的。 十一、《诗经，邶风，北门》：“王事敦我”。《毛传》：“敦，厚也。”《郑笺》：“敦犹 投”。从表面上看，好像《毛传》和〈郑笺〉彼此矛盾，作出了两个不同的训诂。从声音线索来寻求，

就可以把两个训释统一起来。〈毛传〉读“敦”为“堆”字。郑玄则读“敦”为“丢”，义为搁置，所

以以“投”解之，意思是都抛在我身上，其实也是堆的意思。所以毛，郑的两种注释并无矛盾，只不过

各取不同的方言来训释罢了。

十二、训诂的内容：甲、保存在注释书和训诂专书中的训诂内容。1 、解释词义：战国时的荀

况在《正名篇》中“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荀况所说

的“名”，就是今天语言中的词（古代称实词为“名”或“字”。郑玄说：“古曰名，今曰字，其实一 也。”）

训诂首先要揭示词的概括意义。这种概括的词义必须是客观的，绝不能主观臆断、凭空推测。 在解释词的概括意义时，训诂学家不但注意到词义的客观性，同时还注意到词义的系统性，也

就是首先解释词的本义，然后沿着引申线索，说明它的引申义。这是训诂中解释多义词的基本方法。如

《诗经，小雅，六月》：“比物四骊，”《毛传》：“物，毛物也。”又《小雅，无羊》：“三十维物，

尔牲则具。”

词义在其概括性的基础上，还有其灵活性。如，江淹《别赋》：“若乃秋月如，秋露如珠，明

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中心徘徊。”在这里，作者用明月和白露来说明别离的时间、环境：秋

夜月明之夕，人在花间月下告别，在月光照射下，只见微风摇曳着花枝，露水在叶上滚动。作者用“光

阴”二字来进一步描绘当时的状况。“光阴”在这个具体的语言环境里是一对反义词：光是亮，阴是暗。

“光阴往来”是指月光和露珠交相照映，徘徊往来，乍明乍暗的情境，以衬托出告别时心中的徘徊不舍

之情。

十三、分析句读：句读：我国古代文章断句的符号和方法的名称，相当于今天标点符号的作用

如《礼记，学记》篇把分析古书的句读列为教学和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它说“一年视离经辩

志。”“离经”就是判断文章的句读：“辩志”就是审明文章的思想内容。

十四、郑玄断句“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暨”形容日光偏射 （《说文，旦部》：暨，日颇见也）。“讫”当作迄，迄，直行也。这段话的前三句说的是日光所照的

方位：日初升于东海，西照流沙，偏射于朔暨，南暨。然后说，凡日光所临照之处皆行其声教。（唐代

陆德明写过一部〈经黄释文〉。）

十五、《基传，哀公十七年》：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称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 隋代刘炫认为卜辞的文句应该押韵，其实贾、刘的断句都是错误的。第一，繇辞是韵文，第二，

“裔”和“焉”的词义怎么分析，他们把当成语气助词，因而断句是错误的。

清初顾炎武在《左传杜解补正》里强调，应当把“裔焉大国”读为一句。因为“裔”的本义是 衣边，后裔的“裔”就是衣边义的引申用法。在声音方面，“裔”“界”“介”是一声之转；在意义方 面，衣边。田界，介画也是互相会通的。“裔”字在此处是用作动词的，“裔”就是“介”。“焉”字

则和“于”的声义相同，是个介词。“裔焉大国”即“介于大国”。“灭之将亡”是说卫侯将被大国所

杀，国家也要灭亡。后来卫果为晋所灭。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也没有正确的理解“取舍”和“类” 的含义。 翻译：《史记，伯夷列传》：岩穴之士取舍有时若此，类名湮没而不称，悲夫！译：没有权势 的人，他们的行为很多是跟伯夷、颜渊一样高尚的，却大都没有被历史所称道，以致姓名，事迹都湮没

无闻，这是多么使人悲痛的事啊！ 翻译：《左传，僖公四年》：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第一，从语法结构上看，“不虞”是 主要动词，而这个动词的宾语不是“君之涉吾地也”，而是“何故”。第二，从上下文看，这句话不是

疑问句，而是质诘句，并且是表达了严厉的责问口气。联系上文“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

不相及也”，这段话意思是：楚齐距离极远，就连马牛风逸的小事都连及不上，我君绝对料想不出你们

派兵伐楚的缘故。

十六：分析句读的注意几点：首先，断句读必须结合上下文。其次，一个句子是语法结构的具

体体现，必须用语法规律说明句子的构造。再者，句子还反映了语言的情态和感情色彩，这在分析句读

时，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十七：翻译：《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译：并不是我没有酒去遨游用以忘忧。 十八：翻译：《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太祖。译：周王在太庙任命南仲为元帅。 十九：阐述语法，两汉时期的训诂学者已把汉语词汇分析为：词，事，名，三类。

二十：翻译：《召南，行露篇》：厌yi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毛传》：“岂不，言有 是也。”译：路上那潮湿的露水使人厌恶，只有那些早夜而行的人，才会满身沾上这种可厌的露水。

（用以比喻，“没有失礼就不畏强暴”。 二十一：48，《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曾：即现代汉语的“怎么”。《方言》 “訾，何也。”

二十二：用虚词确定句型。《庸风，帝冻》：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毛传》：“乃如是淫奔之人也。” “淫奔”解释“怀昏姻”

二十三、，《郑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楚。《毛传》：“激扬之水可谓不能流漂束楚 乎？”毛亨告诉我们这七个字是一句，而且是反诘句。它用散文来注解，于是就用增加虚词的方法来补

足原文所要表达的情状。

二十四、说明虚词在句子里使用的位置。“其”字在《诗经》里就有在句首，在句中，在句尾

三种不同用法。如1 、《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这两句诗是从农民期待降雨的心

情来比喻盼望丈夫回来的殷切思念。意思是说：下雨吧！下雨吧！可是云彩里又钻出明亮耀眼的太阳。

这是语气助词用在句首的例子。2 、《庸风，帝冻》“朝剂于西，崇朝其雨。”意思说：“一清早西边

升起了虹，今天整个早晨都要下雨吧！”这是用在句中的例子。3 、《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

未央。”意思是说：“夜里什么时候啦？是中夜。”这是用在句末的例子。 二十五、为了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词不达意义和句意，训诂书有时是必须分析句子的语言结构 的。

二十六、《诗经，小蚊》：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毛传》“争为近言”是语序的解释。 《左传，昭公十九年》：私族于谋而立长亲。杜预注：于私族之谋，宜立亲之长者。这也是解

释语序的。 二十七、《左传，哀公十三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杜预注：言灵王 怒吴子而执其弟，犹人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市人。这是用解释语序的，是用常见的语法结构形式来说明特

殊的语序的。杜预的意思是说，“室于怒，市于色”按一般的语序应为“怒于室，色于市”（在家生了

气，到街上去发作）。

二十八、56页，简答：语序的作用？第一种，是借助语序表示客观事物在主观感触上的先后。

如《孟子，尽心》篇“若崩厥角稽首”，一般的语序是“厥角稽首若崩。”这里的“若崩”放在句首，

是重点强调声音，也就是先“缘耳而知声”，次“缘目以知形”。第二种，为了重点突出，紧接上文，

而颠倒语序。如《左传，公元年》：“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杜注：

言虽去犹

有令名，胜于留而及祸。接正常的语序应是“与其及也，犹有令名”。这里因为劝说申生应该权衡利害，

远离晋国，所以在提出“为吴太伯”之后，就紧接着强调这样做“犹有令名”，而把“与其及也”这种

不利的做法放到期其次的地位。第三种，为了协调声律而改变语序。如《诗经，小雅，节南山》：弗问 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这里本应该说：“无殆小人”。因为“殆”与“已”“子”

“仕”谐韵，所以变换了语序。

二十九、清代训诂学者往往是在分析语言结构的基础上去订正前人的错误注解。

三十、翻译：《小雅，棠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毛传》：求矣，言求兄弟也。译：原、 隰虽然是人们聚集的场所，但人们所求的是兄弟。翻译：61页，《小雅，吉日》漆沮之从，天子之所。

译：从漆沮那里驱赶禽兽，把禽兽赶到天子的猎场去。 三十一、说明修辞手段：如《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言不欢哗也。 这里运用了烘托的修辞手段。

三十二、66页翻译：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翻译：“周内”就是织文绣花的意思。这就

是说，“吏治者”在上奏狱辞时，还怕上面批不准，就像冶金那样对狱辞加以千锤百炼，又像织绸那样

细针密线地加以弥缝。

三十三、71页，阐述表达方法：比如《诗经，庸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 传》：“天谓你也。”孔颖达《毛诗正义》申述毛义说：“先母后天，取其韵句”。 又如《礼记，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郑玄注：“纯 服亦冕服也，互言之尔。纯以见缯色，冕以著祭服。”据郑说，“冕服”即“纯服”，皆谓祭祀的礼服。

凡祭服之制，一方面必须是黑色，一方面必须戴冕，此“互文备义”之例。又《礼记，文王世子》：

“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又曰：“诸父诸兄守贵室，子弟守下室，而让道备矣。”

郑玄注：“贵者守贵，*.上言父子孙，此言兄弟，互相备也”。

三十四、清代俞樾《古书疑义举例》黄侃先生《古书文句异例》

古今词言表达情状差异很大，分述于下：第一，古代叙事的文章，大体分为“记言”，“叙事”

两类。1 、记一人之语中加“曰”字。如《左传，哀公十三年》；2 、记二人之语省“曰”字。如《礼

记，檀公》；3 、记言中有叙事。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第二，古人引书或记言，往往有引文不

全和录语未竟的情况。如《周易，同人》。第三，又有“省略之例。”第四，与省略相对立的是复用和

连类并称。

三十五、78页名词解释：断章取义：此言赋诗不泥其本义，而借古人的话说自己的意思来表达

自己的观点。

81页，连类并称：指两个字或词的义类相因而牵连之，但所指只取其中一词之义。 83页，反义词对举，则是连用词义对立、矛盾的两个词，但只强调矛盾的一个方面。 三十六、串讲大意，汉代注释家解释古书体例，往往在解释词义之外，再串讲文章大意，他们

把这种解说方法叫“章句”。流传到现在的以“章句”为名的注释书，有后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和王

逸的《楚辞章句》 三十七、86页，《周南，关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窈窕，幽闲也。淑，善 ；逑，匹也。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毛亨的解释是：如果有这样

德美兼备的女子，应当成为君子的嘉偶；应当用琴瑟之音以谐好；应当有钟鼓之音以相乐。 三十八、93，分配析篇章结构，《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史记，孔子世家》说过：“定公五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

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三十九、97省略 .乙保存在文献正文中的训诂内容。存在于周秦古籍正文中的诠释文字，实际

就是训诂方法的开端。它的体例，约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以训诂的形式出现的正文。这是很明显的训

诂方法。其二，是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训诂。

四十、训诂的方法：1 、以形说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

形、说解字义、辩识声读的专书，

名词：“以形说义”，是指通过字形的分析，来了解字所记录的词的本义，即体现在造字意图

中的基本词义。

第一笔意与笔势的问题。“劂意”即字形中反映出的词义，也就是笔意。

“笔势”只有较早的文字，才有笔意和笔意相对，是发展的结果，文字符号化了，字形与字义

的联系逐步隔断了于是变成了笔势。 四十一、122 页，《说文，十二卷下，民部》这说明，在运用以形说义的原则时，必须以笔意

为据。如硬拿笔势说义，则会穿凿附会，走向廖误。

第二，异形和数义的问题。这些不同的形体也能统一在同一本义或相互有关联的意义上。《说 文解字》中往往是将不同形体的重文统一起来的。

2 、因声求义。晚近章炳麟、黄侃两先生在总结前人文献语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把训诂学

进一步提高到“语言学”的理论上来。

128 页，简答，如何利用声音来求义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解决同音替代问题，排除

通假造成的形、义分离现象，求得本字，以便更好地运用以形说义的原则；第二，是解决方言词的问题，

求得方言词声音变化的轨迹；第三，是推求语源，解释某些词诠释命名的由来。

128 页，名词：通假，就是在用字时不写本字而取另一个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 130 页，识别古书中的通假现象，以声音为线索，区别本字和借字，是非常必要的。如《庄子， 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这句话“野马”，晋人司马彪注：野马，天地间气。

《楚辞》里的“愈氛雾其如磨”，磨：尘埃；马：磨； 131 页，《战国策，齐策》：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所谓“美女充下陈”就是在阶下充满 了载歌载舞的美女的意思；陈的本字是墀。

四十二、134 页，第三，推求语源的问题。前人早有“声训”之说。所谓“声训”，就是从声

音线索推求语源的方法。

翻译：《召南，行露》：何以速我狱。《毛传》：“狱，确也”。翻译：“为什么跟我打官司 （招我于狱）”。

138 页，章先生的《文始》：是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来阐述语源、疏明语言发展变化的专著。 140 页，汉代末年刘熙写的《释名》，大量运用“声训”。他一方面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

解释词义的来源，探索词的命名的意义，另一方面广泛地综合了各地的方音，分辩它的发音部位和方法，

来探索词义的特点。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清代训训诂学杰出之作。《说文，草部》：若，择菜也。 四十三、146 页，1 、古代文献语言与后代书面语言，既有差异亦可互相沟通。《说文》未收

录。如《说文，阜部》：“堤，唐也。”其实“堤”与“唐”的义界不同，“堤”指拦水的建筑物，

“唐”指蓄水的洼下之空唐。如《大戴礼记》：“鱼跃拂池。”拂池就是擦到水塘的边涯。2 、古代文

献语言也有保留在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是疏通训诂的必要方法。如《说文， 酉部》：“滥，泛齐，行酒也。”‘行酒’者，是普普通通的酒，并非嘉酿。 150 页，考察古代社会，第一，与词义发展有直接联系的是社会生活。比如，“玉”这个词， 本来是一种又光泽又洁白的石头名称。“玉”字的词义便从“美好的石头”发展为一切最美好的品物标

志，引申成为“标准美”的意思了。

152 页，如“洒”，“洗”这两个字。从音读和词义上来看，“洒”就是今天所谓用水洗除泥

垢的“洗”。如：“涤，洒也”：“沫，洒面也”；“浴，洒身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

颜师古《汉书注》“洒音信”，可见“洒”与“讯”也是同音同义字。 四十四、1 页，洗手是除垢的动作，打扫房间也是除垢的动作。《管子，弟子职》里“洒”， “”，“讯”都可以训泼水。今天“洒”只读Sa，是泼水，“讯”变为定期涨水，而“洗”则为用水涤

垢了。

155 页，鸟的“振讯”是用以去其尘垢，就像人弹冠去其尘埃，抖搂衣被去其灰土。因此，振

讯也是除垢的动作。

156 页，社会生产也直接影响词义的发展。如《说文，衣部》：襄，《汉令》解衣耕谓之襄。 ：“解衣耕‘是一种种植农作物的方法。在天气干旱时，把又干又硬的土皮扒开，然后用表层下湿润的

土播种撒籽，再用表层的土覆盖上去，以待其发芽成长：古代管这种播种方法叫”襄“，其作用是保持 墒情。

162 页，与社会生产直接有关系的，是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如《诗经，豳风，七月》这首诗

里，有两种计算年月的方法：一种是用“日”来表示月份的方法，一种是用“月”直接来标志的方法。

四十五、171 页，训诂的运用。一，运用于古代文献的注释工作。如《论语，阳货》：时其亡

也而往拜之。这句话是说孔丘不愿结交阳货，又怕失礼，所以当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见他。这里的

“时”如何讲？有人主张“时”是“伺”的假借，意即“窥测”。这个说法比较牵强。一则，“时”与

“伺”古代同韵而异纽，“伺”又是很晚出的字形，古代“伺”只作“司”，商鞅变法有“收司连坐”

之语，“收司”即“纠伺”，可证“伺”古作“司”，如以“时”假借为“司”，就更不妥了。二则，

意思上也有勉强之处。

举例：首先，推求古音的正确读法。根据章炳麟先生《二十三部音准》和黄侃先生的《古本音 》，“时”的古音读dai ，与“待”同音。二字均从“寺”得声，声符相同。其次，文献中其他例证，

证实先秦确有“待”假借为“时”的习惯用法。1 、《尔雅，释宫》：“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步，门 外谓之趋”。这是讲人在宫中的动作。“时”即是“待”，今写作“呆”，即“停留不动”。2 、《庄 子，逍遥游》：“犹时女也”。司马彪注：“时女犹处女”。即“待于室中之女”。“处”、“待”都

是呆着，可证“时”即“待”。3 、《尔雅，释宫》：“鸡栖于弋为，凿垣而栖为埘。”则“埘”亦

“时”的后出字，“埘”即鸡居处待止之所，可证“时”，“待”二字之关系。再次，“待”有“等待”

之义。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谷梁传》，《公羊传》也记载这件事，《左传》“待姆”的“待”

和“女待人”的“待”，均义为“等候”，《左传，文公十五年》：“立于朝以待命”这个“待”也当

“等候”讲。“时其亡”的“时”的“等候”义，就是假借这个“待”而产生的。 四十六、184 页，通过训诂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及其科学文化。所以甲骨文“女”字象两臂背

缚跪倒这形。由此可见，妇女在这种家庭中，是与奴隶或牲畜同等看待的。《说文，人部》：

“，慎也”。

“”与“服”乃一语之变。《礼记，曲礼》：“纳女子于诸侯曰酒浆，于大夫曰洒埽。” 四十七，190 页，运用于工具书的编纂。我国最早的字典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它首创了用

偏旁部首来统帅文字形体的编排方法。

汉代人释词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互训。互训是用同义词相互解释的一种释词方法。 如《尔雅，释诂》“疑，戾也”。这是根据《诗经，小雅，雨无正》“靡所止戾”和《大雅，桑柔》

“靡所止疑”这两句诗而得出的。

如《计经，小雅，皇皇者华》里的几句话中的“咨诹”，“咨谋”，“咨度”，“咨询”都当

“访问”讲，所以这里都是同义词复用。这种互训，只是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它们有相对的同义，并

不等于它们在一切环境中绝对同义。

194 页，第二，推原。训诂解释词义的另一种方法，是根据词的声音线索，探索词义的由来。 这种方法叫推原。

195 页，第三，义界。用一句或几句话来阐明词义的界限，对词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作出阐述

或定义，这种方法叫义界。

义界与互训的比较：互训只能对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相对同义的词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词的概

括意义。用义界的方法来训释词义，对帮助人们了解词的概括含义，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如《说文解字， 旦部》：暨，日颇见也。这就是用义界的方法来训释“暨”。“颇”是偏斜的意思。又如《说文解字，

车部》对“辍”的解释：“辍，车小缺复合者”。“辍”的本义不是停止，而是行车中途发生障碍，修

理修理还可以继续前进和意思。如《说文解字，部》对“达”字的解释：“达，行不相遇也。”凡是中

途遇到任何事物都会有被阻止的可能。走一条路而没有相遇的事物，自然是通达的了。 197 页，《说文，见部》‘不毛之地’解释“不长庄稼的荒芜之地”，并不是连草也不长。 四十八，198 页，运用于指导阅读和语文教学。《曹刿论战》“败绩”纯指车不能行。如《礼 记，檀弓上》：“败绩”就是车不能循迹而行，故辙乱而的意思。 名词解释：

1 、句读：26页我国古代文章断句的符号和方法的名称，相当于今天标点符号的作用。 2 、断章取义：78页，此赋诗不泥其本义，而借古人的话说自己的意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3 、连类并称：81，指两个字或词的义类相因而牵连之，但所指只取其中一词之义。 4 、反义词对举：83，则是连用词义对立，矛盾的两个词，但只强调矛盾的一个方面。 5 、章句：84，汉代注释家解释古书体例，往往在解释词义之外，再串计文章大意，这种解说

方法叫章句。（流传到现在的以“章句”为名的注释书，有后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和王逸的《楚辞章 句》。

6 、以形说义：119 ，是指通过字形的分析，来了解字所记录的词的本义，即体现在造字意图

中的基本词义。 翻译： 1 、《史记，伯夷列传》：岩穴之士取舍有时若此，类名湮没而不称，悲夫！

译：没有权势的人，他们的行为很多跟伯夷，颜渊一样高尚的，却大都没有被历史所称道，以

致姓名，事迹都湮没无闻，这是多么使人悲痛的事啊！ 2 、36页，《左传，僖公四年》：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译：我君绝对料想不出你们派兵

伐楚的缘故。

3 、43页，《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译：并不是我没有酒去遨游用以忘忧。 4 、43页，《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太祖。译：周王在太庙任命南仲为元帅。 5 、59页，《小雅，棠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毛传》：求矣，言求兄弟也。译：原， 隰虽然是人们聚集的场所，但人们所求的是兄弟。 6 、61页，《小雅，吉日》漆沮之从，天子之所。译：从漆沮那里驱赶禽兽，把禽兽赶到天子

的猎场去。 7 、 67 页，《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译：周内：就是织文绣花

的意思。这就是说，“吏治者”在上奏狱辞时，还怕上面批不准，就像冶金那样对狱辞加以千锤百炼，

又像织绸那样细叶密线地加以弥缝。 8 、 86 页，《周南，关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亨根据全诗的基调，认为“君子好逑”，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都是诗人的一种向往，并不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宜为”、“宜以”、

“宜有”来说明。

译：如果有这样德美兼备的女子，应当成为君子的嘉偶；应当用琴瑟之音以谐好；应当有钟鼓

之音以相乐。

9 、131 页，《战国策，齐策》：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译：“美女充下陈”就是在阶下 充满了载歌载舞的美女的意思。陈的本字是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