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市场票房上限在哪里

《文汇报》首席记者 邵岭

单纯依靠新建影院，能带来的票房增长空间不到30%。在2011年之前建设的影院，大多数的位置都是在人口密度1万人/平方公里以上的区域；2012年之后，随着影院向下级城市覆盖，所增加的影院多数都开在了人口密度更低的区域。这些区域所能自然发生的票房是相对有限的，与人口密度高的区域相比，差距足足有7倍。适合增加影院的区域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多，而发达地区的影院数量已经接近饱和。单纯依靠增加影院把更多没有进过电影院的观众拉进电影院，所产生的票房增量只能在30%以内。

超过四成被非影院渠道分流的潜在观众，是市场的机会。在全国各个县级以上城市13岁到59岁的人群中，电影观众的人数占到三成。而在北美，这一比例为76%。还有41%的人从来不进电影院，却通过其他渠道平均每周观影一次。怎么让这些观众能够进电影院看电影？很显然，这既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同时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好电影能带来的票房增长，才是真正难以预测的上限。调查显示，这些选择在电影院之外的渠道看电影的人，更多集中在39岁以上。要扩大中国电影的市场容量，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这些人吸引到电影院。一个较可行的方案，就是创造好的内容，特别是多提供一些老少皆宜的影片，让市场的供应更多样化。以北京一家大型多厅电影院在去年每个周末的票房数据统计为例：上映影片在网站上平均得分每高出一分，该影院在周末的票房就会提升35万元。由此可见，当人们选择周末娱乐活动时，如果周边电影院上映的电影比较好看，他们很可能放弃其他消费，转而走进影院。而好电影带来的票房增长，才是真正很难预测上限的。

多拍好电影，让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其意义不仅在于提升票房。有专家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电影院观看一部电影，集体的仪式性对情绪上的渲染会强于其他任何途径，可以有效拉长一部电影的整体生命周期。这对于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显然是有利的。

人民新闻网www.peoplenews.com.cn2016年第054<055>

17期

应对网络意识形态负面营销

北京交通大学 孙夕龙

第一，大力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水平。首先，要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全面而真实的状况。其次，决不能仅限于感性认识和经验层次，不能仅流于各种负面现象的简单概括，要深入把握负面意识形态的活动规律和活动主体的行为模式。再次，斗争的本质只能在实际斗争中被认知，要亲身参与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以便加强研究的真切性和实用性。

第二，在网络上高效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首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当然要保持理论的严肃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其次，要使用网络技术提供的所有表现手法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再次，要组织一大批熟悉意识形态斗争情况的人员，深入网络腹地去开展工作。

第三，着力增强网络用户的意识形态辨识力。首先，对普通网民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辨识力培训。其次，网络新闻传播、出版发行、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休闲娱乐、体育旅游、视频社交和会议展览等文化活动包含着很多意识形态内容，社会影响往往也较大，要对从事这些活动的组织和机构进行培训。再次，在负面意识形态营销最活跃的网络媒体上接驳意识形态辨识资料，以便人们随时查阅、对比、揭露和辩论。

第四，精心培养复合型的网络意识形态管理人才。首先要掌握一系列有关网络意识形态的知识。其次是提高网络意识形态管理能力。一是辨析提炼能力。二是判定归类能力。识别出意识形态内容后，首先要判定其性质是正面还是负面。然后考察负面意识形态背后的主体，是自觉行为还是被动行为，是政治问题还是认识问题。接下来是就其影响和破坏主流意识形态的程度进行归类。最后是提出相应管理措施。

第五，科学制定网络管理法规和管理流程。科学的管理法规和流程不仅使网络意识形态综合管理有法可依，而且也可以科学有效打击网络意识形态负面营销活动，还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