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ofHuazhong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2011年7月Jul.2011
兼济的下移与独善的升华
白居易诗歌精神在唐宋之际的影响与变迁
谢琰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本文论述了以兼济独善思想为特色的白居易诗歌精神在唐宋之际的影响与变迁。认为:在晚唐诗中,兼济之志过分高扬,而独善之义趋于僵化;在宋诗中,兼济之志从移至地方,从理想移至当下,而独善之义从片面走向综合,从消极走向积极。最终,宋诗中的牧守意识得以成熟,后乐观念得以育成,二者相辅相成,昭示着兼济与独善的两全。
关键词兼济;独善;白居易;宋诗;精神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人生观的重要传统。到中唐,随着士族社会的解体、科举制度的完善、改革的兴起、党争的激化,士人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日趋复杂。于是,如何才算兼济,如何才能独善,以及如何处理兼济与独善的关系,就成为士人思考的核心问题,并进而深刻影响诗歌精神。而白居易的讽谕诗和闲适诗,堪称中唐兼济独善思想的集中表达,且代表了白居易最富影响力的诗歌精神。本文打算对这一诗歌精神在唐宋之际的影响与变迁展开论述,以求揭示白诗的意义与局限,以及宋诗的某些渊源与新貌。
衡的必要。因此,白居易对于平衡的独特理解和实践,很难被晚唐诗人真正继承;反倒是他在诗歌上的分类意识,以及在公私生活之间的分离意识,容易造就单纯炽烈或冲和的人生境界,为广大晚唐诗人所学习、改造。换句话说,在白诗中相互牵制、相互补充、共存于一体的兼济之志和独善之义,在晚唐诗中变成了缺乏呼应的两种精神。
首先,就兼济之志而言,白居易讽谕诗所隐含的职责意识被晚唐诗人所丢弃,而其理想意识则被大力弘扬。
刘宁指出:进入仕途的白居易,始终表露出一种相当清醒的职责意识。所谓职责意识,就是对本职工作权利与义务的理性认识,它要求从政者按照职责的权限来参与政治,规范自己的政治活动。正是出于职责意识,白居易关于美刺兴比的讽谕诗,大多是任谏官期间所作,所谓自拾遗来、所适所感、因事立题。因此,其讽谕诗所包含的具有激进的民本主义色彩的理想意识,终究是依附于职责意识的谏官的职责,正是对王政的根本大计提出规讽和希冀,于是一切小现象都会被安上沉重的道德帽子,从而达到以小见大、以下讽上的目的。然而,这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理想意识,一旦落实为诗歌范式,就很容易被人取其貌而不取其实。晚唐很多效法秦中吟、新乐府的作品,就是奉行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精神,把白诗的理想意识囫囵吞入。比如皮日休正乐府十篇序云:
一、兼济的高扬与独善的僵化:
白诗精神在晚唐的影响与变迁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这种自觉、清晰的诗歌分类,体现了白居易兼济独善思想的成熟。然而,白居易的地位和经历是大多数晚唐诗人难以比拟的,他需要在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从而保留足够的忠诚和热忱参与政治或行政活动,但其他沉沦科场、漂泊下僚的诗人,则可能完全没有平
收稿日期20100809
75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乐氏入之于埙箎,和之以管籥。诗之美也,闻之足以劝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故周礼太师之职,掌教六诗。小师之职,掌讽诵诗。由是观之,乐府之道大矣!此序秉持传统美刺、采风观念,继承白居易新乐府序所提倡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诗歌精神,其服务对象是政权,其创作旨归是根本治理,而作者身份,却只是普通的文士、幕僚。因此,晚唐诗把白诗的理想意识发挥得更为空洞也更为高亢:一方面,世乱不可救,王政不可为,仕途不可料,理想只能空洞;另一方面,因为空洞,所以容易高亢,容易对君、对臣、对己产生幻想。比如唐彦谦宿田家在叙事的结尾喊出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空怀伊尹心,何补尧舜治;陆龟蒙南泾渔父则义正词严地批评余观为政者,此意谅难到。民皆死搜求,莫肯兴愍悼。倘遇采诗官,斯文诚敢告;而李郢茶山贡焙歌更是大声疾呼吾君可谓纳谏君,谏官不谏何由闻。吴民吴民莫憔悴,使君作相期苏尔。这些诗中,无不包含着一个崇高而抽象的王政,以及一份天真而急切的关怀。而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崩溃、政局的进一步黯淡,晚唐诗最终流为讽刺,兼济也沦为弃世,如赵荣蔚所云:从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乐府古风诗人的剥非补失,到罗隐、杜荀鹤、李山甫格律诗人的愤激刺世,懿、僖之际的寒士走过了一条由用世、愤世到弃世的心
路历程。
是虽居官而犹如隐者,它特指地位不高的小官僚
诗人居官如隐的一种处世态度。比如姚合,一面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到处贫随我,终年老趁人。簿书销眼力,杯酒耗心神,一面又保持宦名浑不计,酒熟且开封。晴月销灯色,寒天挫笔锋。
惊禽时并起,闲客数相逢。到唐末五代,吏隐
几乎成为官箴。比如和凝洋川:官闲最好游僧舍,江近应须买钓船。李中贻青阳宰:吏闲
民讼少,时得访烟萝。杨夔寄当阳袁皓明府:高人为县在南京,竹绕琴堂水绕城。地古既资携酒兴,务闲偏长看山情。王延彬春日寓感:也解为诗也为政,侬家何似谢宣城。罗隐茅斋:从事不从事,养生非养生。职为尸禄本,官是受
恩名。
总之,白居易的讽谕诗和闲适诗深刻影响了晚唐诗的同类题材,同时其关乎兼济独善的种种意识和观念,也接受了晚唐诗人的意味深长的改造:理想意识掩杀了职责意识,中隐观念凝固成了吏隐观念。因此,晚唐诗在表达兼济之志时,往往过分高扬,以至于变成说教或讽刺;在表达独善之义时,往往趋于僵化,以至于变成套语。
二、兼济的下移:宋诗中牧守意识的成熟
理想主义在各个时代都永恒存在。在北宋,士人的兼济之志依然高亢,且有增无减。云:经过七八十年的酝酿,宋代不少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了对文化、政治和社会
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要求。然而,与这种回向三
其次,就独善之义而言,白居易闲适诗所宣
扬的中隐观念被晚唐诗人运用得极为纯熟,以至于日趋僵化,成为狭隘的精神安慰剂,一般被表述为吏隐。
白居易中隐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此诗乃白居易晚年分司洛阳时所作。蹇长春指出:他从志在兼济,退而行在独善,终于以中隐为归宿,可见他是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到幻灭的痛苦的探索过程的。可见,其中隐观念是晚年的自省与自嘲,针对的是留司官这样一种禄高职闲的特殊身份。但是,经过白居易的诗化处理,它很容易同一切消极的思想资源形成默契,从而在很多无此身份、无此年齿的诗人那里发挥出统一效果。这便是在晚唐诗中甚为风行的吏隐观念:吏隐不光76
代的高亢理想相呼应的身份,不再是为力或
浑浑噩噩的文士下僚,而是一批在与地方之间移动着坚定脚步的仁人志士在统一、清晰、有序的政治体系中,宋人不再只关怀政权和根本治理,而是获得了关怀地方事务和即时成效的机会与能力,从而在理想意识之下安置了更为踏实的职责意识。
刘宁指出:在白居易身上,职责意识一方面激发了尽忠职事的政治热情,一方面又以职官的权限约束了具体的政治行动。任左拾遗期间,他多次以素餐自责。即使是在政治热情大为减退的晚年,白居易尽忠职事的责任感仍然没有泯灭。在写于大和三年的和自劝二首其一中,他提醒自
己于食俸安逸之际不应忘记为官的职责。可见,
白居易的职责意识包括谏官意识和牧守意识,前者针对政权、根本治理,后者针对地方事务、即时成效。然而,由于白居易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
道家知足之旨,所以其处于政治低潮期所持有的牧守意识,很容易被中隐观念所冲淡,从而偏离兼济,滑向独善。
入宋,新兴的政治制度和改革观念为牧守意识的成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北宋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使与地方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迅速,为宋人重视地方民政提供了基本前提。夷门君玉国老谈苑卷1载:太祖尝语赵普曰: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何术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替,则无虞。因从之。此策造成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不利于地方民政的长期规划,因此遭到不少批判,如
文彦博有奏中外官久任事,韩琦答袁陟节推
游禅智寺亦云朝廷责吏治,莫若久其官。但
人云:逢时谁不欲行道,遇主我亦思庇民。功名
富贵皆待命,出处语默聊卫身。
从真宗后期开始,牧守意识与理想意识之间形成默契的分工:理想意识主管兼济天下,而牧守意识主管局部兼济、暂时兼济。比如范仲淹送郧乡尉黄通:勿言一尉卑,千户系惨舒。五
斗对万钟,所问道何如。范仲淹依韵酬吴安道
学士见寄:岂辞云水三千里,犹济疮痍十万
民。朱景阳睹宜春萍乡二邑大夫政事作诗一章:政在宽民戢吏奸,忍为苛娆恣贪残。行人过此还知否,地狱天堂咫尺间。田况二日出城:设微行乐事,何由裕斯民。守侯其勉旃,亦足
彰吾仁。赵抃寄里中亲友:四方尽是男儿志,
敢叹离群与索居。欧阳修送杨君之任永康:
另一方面,此策也促使真正有责任心的重视即
时成效,能够迅速造福一方百姓。比如晁说之晁氏客语载:范文正作守,岁荒且疫作。公兴徭役以劳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气血运动,岂类东山之游。
其次,慎择牧守成为宋人的广泛共识。比如:
大中祥符四年,张知白有上真宗论重内轻外;
折腰莫以微官耻,为政须通异俗情。
随着牧守意识的成熟,宋诗对民生疾苦的描写,一方面笔触由婉曲趋于质实,堪称实录,一方面心态由批判趋于建设,富有责任感。比如梅尧臣和王仲仪咏瘿二十韵,前半描写汝民病苦,连用比喻、白描、夸张,有强烈的实录效果,而其悲悯之心、抚恤之意,则在后半得到充分展现。而欧阳修汝瘿答仲仪具有更深厚的牧守意识:君官虽谪居,政可瘳民瘼。奈何不哀怜,而反恣诃谑。文
辞骋新工,丑怪极名貌。这种责任感,成为北宋
天禧元年六月,鲁宗道论谨择牧宰;景祐元年三
月,谢绛论州官不举。尤其到了仁宗庆历年间,慎择牧守成为改革派的重要议题,比如:庆历三年五月,韩琦、范仲淹论牧宰不举;九月,范仲淹言择官长;十月,范仲淹等言牧宰不得人;庆历八
年三月,鱼周询言择牧守。
正是在政治制度和改革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宋人的牧守意识显著增强,其特征是:暂不关心整体发展,而重视局部事务;暂不关心根本治理,而重视即时成效。如穆修送鲁推官赴南海序云:予谓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当随,不欺不随,惟职所宜而已矣。又范仲淹与韩魏公书(其二十三):但委顺静处为妙,天下自有公议,未
大用间,亦处处有仁义可行。又宋祁回李从著
诗关怀民生、描写民生的一大时代特色。
总之,牧守意识的成熟,其意义是深远的:首
先,就政治史而言,北美汉学界曾提出一种见解,即南北宋之际中国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士大夫阶层心态的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务和朝廷的,转为关心所居州
县的地方利益,而牧守意识显然为这种转型提
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其次,就文学史而言,宋诗的牧守意识是对白诗职责意识的复苏,更是对职责的进一步落实和细化。因此可以说,兼济之志在宋诗中发生了下移。
作书:愿试守一郡,尽力率岁,赋安元元,佐调度之余。使少知治体也,诚乐处之,愿足下庆我
而已。
与宣言性的散文、书信相比,抒情性的诗歌能够更真实地展现牧守意识的成熟历程。
在宋初诗歌中,牧守意识与理想意识关系暧昧,容易形成失望或的精神境界。比如王禹偁扬州池亭即事云:君恩讵可报,感激涕汍澜。民瘼不能治,恻隐情悲酸。况复多病身,名宦心已阑。
神仙未可学,吏隐聊自宽。又其酬赠田舍
三、独善的升华:宋诗中后乐观念的育成
前文已指出,白居易需要在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但是,这种平衡的消极意义也十分明显:在士人个人生活中只接受个
人生活范围内的有限的道德标准,不允许其他方面的道德原则过多地渗入、干涉。从长期的官僚生活来看,白居易正是把这种意义上的独善定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因此,尽管中隐、吏隐观念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中庸、调和的思路,但本质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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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独善同兼济分离看待,以求在某个阶段之内只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这种实际上已偏执一端但仍保持着心理层面的中庸之道的独善之义,很适合政治生活相对单纯的晚唐诗人,使他们在卑微的职位上不至于太愧疚,亦不至于放浪形骸。
吏隐观念作为一种效果甚著、绵延甚久的精神资源,在宋诗中依然存在。比如宋初白体诗人王禹偁颇好言吏隐。又如杨亿丽水甄殿丞手植朱李繁实盈枝折以贶予感而成咏:五年为邑鬓霜
侵,吏隐由来得趣深。余靖静台:江城吏隐敞
终非济世才。虚舟人莫怒,疑虎石曾开。蛟负愁山
}可p重,葵倾喜日来。欲将嘲强解,真意转悠哉。.0见,一些过于躁进的/有为者0,对/尤务清净0的宋祁极力/排诋0,从而引发了他/真意转悠哉0的恬退
之心。
物极必反。躁进走向极端会引发恬退,而恬退走向极端又会引发虚伪和。比如仁宗嘉祐年间,/士大夫稍矜虚名,每得官辄让,众亦予其恬退之称。让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让端无穷,或四五让,或至七八,天子常优容之。下至布衣陈烈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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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官亦让,赐之粟帛亦让。0这是恬退走向虚伪的例子。又欧阳修5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6云:/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
u又5六一诗话6载:/仁宗朝,有数达q纵以为仁。0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
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通日通衢过一辎軿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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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0这些是恬退走向的例子。
综合躁进、恬退两种现象可见,北宋士人实在有点进退维谷)))躁进过分和恬退过头都不为所取。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白诗那种消极、纤弱、带有心理虚幻性的/独善之义0,就很难获得宋人青睐。于是,一些志大才高的诗人努力追求一种更积极、更综合的/独善之义0)))/后乐0。首先,/后乐0强调合理安排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主次关系,不像/吏隐0那样对二者实施简单的分离。换句话说,/吏隐0的潜台词是官轻事小,显示了行政能力的悬置,而/后乐0的潜台词则是政成事毕,显示了行政能力的高超。比如余靖5寄题广州田谏议颐堂6:/退食公堂暇,应无俗虑侵。帘开双燕外,吏散百花阴。海域逍遥境,荣途淡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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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成先养正,惠爱及民深。0韩琦5题养真亭6:/新葺公居北,虚亭号养真。所期清策虑,不是爱精神。满目林壑趣,一心忠义身。吏民还解否,吾岂苟安
xq人。0欧阳修5闻颍州通判国博与知郡学士唱和颇多因以奉寄知郡陆经通判杨褒6:/政成事简何为
y苏舜钦5寄题丰乐亭6:/使q乐,终日吟哦杂管弦。0君何所乐?所乐惟年丰。年丰讼诉息,可使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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醲。游此乃可乐,岂徒悦宾从。0这些诗无不先公后私,于是进而不躁,退而不隐。
其次,/后乐0意味着/与人同乐0,而不是/吏隐0中孤独的自娱。比如韩琦5众春园6:/三春烂熳时,为民开宴席。,,既以休吾民,又足奉嘉
{韩琦5休逸台6:/榜以休逸岂独尚,与众共乐q客。0
朱扉,旋筑高台望翠微。但这些旧痕迹并不足以遮掩另一新观念的兴起,那就是后乐。
后乐观念的内涵,即范仲淹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乐的前提是先忧,也就是必须对兼济持有足够的热情,且拥有充分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独善有积极主动的把握。因此,后乐观念是真正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是在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作出的新平衡。而此种更复杂、更高明的独善之义的育成,与北宋政治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微妙性密切相关。
从太宗后期开始,躁进之风逐渐兴起。比如咸平元年正月李至曰:近世朝行中,躁竞求进者多,
知止求退者少。又景德三年五月真宗曰:贪功
邀进之人,为国生事,岂可长也。同时,莱芜监判官欧阳冕求应贤良方正,而大言自荐,以姬旦皋陶
为比。这股好钻营、好言事的自荐之风,在仁宗朝升格为更狡猾的侥求之策。如庆历六年七月包拯言:窃见臣僚殊不遵禀例,以奏覆公事为名,因
而侥求者多矣。又庆历八年三月仁宗手诏:献
奇谲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
正是在躁进之风甚嚣尘上同时广受批判的政治环境中,北宋诗才会常常迸出以恬退为胸襟、以躁进为不情的声音,比如杨亿5苏寺丞维甫知简州阳安县兼携家之任6:/麈柄清谈且为政,莫贪蒟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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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兵。0宋祁5写怀寄献枢密太尉6:/仆本草茅人,守植自有素。,,矢将保独行,安敢邀诡
{宋祁5守塞三年上北京留守贾相公6:/和气p遇。0
|这类诗绝非无病p愈充身愈退,只忧难避是功名。0呻吟,而是包含了痛苦的仕途经验。如王得臣5麈
史6卷下5谗谤6载:/元宪(即宋祁,引者按)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后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务清净,无所作为,有为者病之,后为人言排诋,出知河南,改许及河阳,归京判都省。久之,卒于私第。公尝自谓时贤多以不才诮我,因为诗曰:-我本无心士,78|q
乘春和。0邵必5题钱公辅众乐亭6(其一):/海边民物鲜欢娱,太守经营与众俱。,,此乐有谁知我
}欧阳修5忆滁州幽谷6:/主q趣,归来红斾日西晡。0人不觉悲华发,野老犹能说醉翁。谁与援琴亲写~这些诗中的同乐之人,或q取,夜泉声在翠微中。0是普通百姓,或是同道僚属,正如苏舜钦5答马永
u。这样便把r书6所谓/贤者必欲推己之乐以乐众0
政治生活的热情带入个人生活,同时也把个人生活
的趣味带入政治生活,从而在更具美感的层面上调和了进与退的矛盾。
总之,/后乐0观念,是置身于复杂多变、矛盾丛生的政治环境中的北宋诗人对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综合权衡、积极应变的产物。同白诗的/中隐0观念相比,/后乐0观念切实贯彻了中庸之道,将白诗及晚唐诗中一度分离的/兼济之志0和/独善之义0在更高的境界上统一起来,因此堪称/独善0的升华。
综上所述,以/兼济独善0思想为特色的白居易诗歌精神,在唐宋之际诗史中影响深远,同时也变迁显著。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在/兼济独善0问题的思考上,白诗建立了一套富有张力和美感的思想结构和表达系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不可绕过的典范。而其变迁主要体现在:随着唐宋之际的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白诗精神逐渐为新兴的宋诗精神所吸收、改造、取代。/兼济之志0从移至地方,从理想移至当下,而/独善之义0从片面走向综合,从消极走向积极。最终,宋诗中的牧守意识得以成熟,/后乐0观念得以育成。因此可以说,宋诗中的/兼济独善0思想,具有更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更舒展的精神张力,包含着/理想)职责)生活0或/)地方)个人0这样的三级体系,能够为一切政治遭际提供上升的动力或缓冲的空间,从而有可能赢得公共责任感和个人幸福感的圆融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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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静 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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