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SocialScienceEdition)May.2011Vol.23No.3
DOI:10.3969/j.issn.1673-8268.2011.03.020
论巴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周兴茂,张晶晶,丁益
(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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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处于祖国西南山地的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文字是中华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巴人及其后裔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研究巴文化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及其和谐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词:巴人;巴文化;巴文字;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1)03-0099-07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各地区域文化的研究。据史料记载,在今天的长江三峡及其周边广大的武陵山区,早在我国的夏代初年,就有了巴人及其古代巴国。到公元前1046年,由于巴人参加周武王伐纣并立下大功,因而被分封建立了属于方国性质的巴子国;并且,巴人在自己的古国和方国之中,逐步创立了光辉灿烂的巴文化。巴文化是典型的西南山地文化,它应该与我国的北方游牧文化、以山东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东南沿海的工商文化、中原的农耕文化等并列,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巴文化及其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全面认识中华文化以及进一步认识我国西南的山地文化和巴文化,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及其和谐文化的构建,都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
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祖先在非洲,最早的人类直立人从非洲起源,向四处迁徙,东向到亚洲、东南到大洋洲、北向到欧洲。但从1960年开始直到现在,特别是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重庆、湖北三峡地区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人类的远古近亲巨猿和南方古猿,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人类巫山人、建始人和早期智人长阳人,同时还发现了大量与古人类共生动物的化石,使这一地区成为探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这无疑对于探究人
收稿日期:2010-12-27作者简介:周兴茂(1954-),男,土家族,湖北利川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人类学、土家族经
济文化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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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类的起源和生存环境,探究巴人的历史渊源和探究古代巴子国的原始风貌,都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人类的非洲起源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重庆市巫山县大庙龙骨坡,位于巫山县西南长江南岸,属庙宇镇龙坪村,距巫山县城57公里。龙骨坡为一个山坡,海拔约830米,坡下为平地,有一条小溪流过,这里与湖北省恩施州的建始县接壤,它们属于同一自然单元,无论地形、地质条件,还是风土民情,两地都是相当的,而且,两地都曾是远古巴人的活动区域和巴国的势力范围。
1984年夏,中国古人类与旧石器专家黄万波、李宣民等在巫山大庙龙骨坡发现大批哺乳动物化石。1985年10月13日,在该地点的早更新世早期地层里发掘出一段残破的直立人左侧下颌骨,带有2颗臼齿(P4、M1),一些有人工痕迹的骨片。1986年10月24日,在同一地点的地层里又发掘出一枚直立人的上内侧门齿和几件石制品。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顾玉珉等的研究,人骨化石代表一种直立人的新亚种,并建议称之为直立人巫山亚种(Homeerectuswush-anensis),一般称巫山人。巫山人遗址出土了包括步氏巨猿、中国乳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小种大熊猫等116种哺乳动物化石,它们与华南柳城巨猿动物群及华北泥河湾期动物群同期,都属于早更新世初期。根据巫山人出土地层采样的磁性地层年代测定,它应距今2.01百万~2.04百万年前;又据同出的熊猫牙齿化石与马牙化石的氨基酸年代测定,距今年代在183万~239万年之间,后者支持前者。所以,巫山人的生存年代为距今约200万年前,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1997年10月至11月,黄万波、徐自强等又在龙骨坡遗址发掘出大量旧石器,这一发现更为在亚洲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有力佐证。
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等认为,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现表明,当地在200万年以前就有了人类的足迹和旧石器文化,同时也为在中华大地寻觅更早的人类遗迹(200万~400万年前)提供了科学根据。目前,这一发现已被载入世界权威性杂志自然(Nature),美国科学新闻、国家地理杂志等也提出人类祖先在中国、人类起源在亚洲的论点,动摇了人类非洲起源论[1]。
恩施州建始县高坪的巨猿洞,又称龙骨洞,位100于高坪镇桑园坝管理区麻扎坪村7组,与318国
道相望,海拔740米。巨猿洞为东西向的穿山洞,洞长约100米。从1970年开始到现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恩施自治州博物馆和建始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共同在此进行了多次发掘,共出土巨猿牙齿25枚,以及23种伴生动物化石。其中有南方古猿、猕猴、剑齿象、剑齿虎、大熊猫、犀牛、猪、马、牛、羊等。经有关专家研究鉴定,这些动物生存的时代属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200万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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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猿洞东洞口外约100米处的窑场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1992年、1998年的试掘中,也发现了巨猿牙齿4枚以及伴生动物等。另外,196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野外考察队,在恩施州巴东县药材收购站收集到280多枚巨猿牙齿化石。1982年,恩施州博物馆与建始县文物管理所的文物工作者在苗坪罗家坝药材收购站发现了5枚巨猿牙齿化石,在花坪药材收购站发现了9枚巨猿牙齿化石[3]。
1974年在建始高坪巨猿洞发掘时,在出土巨猿的地层中还发现了3枚高等灵长类牙齿化石。与巨猿共生的南方古猿类化石在我国境内还是第一次发现[4]。南方古猿肯定是人科成员,在人类发展的谱系上占主干地位,他们生活在上新世及更新世的早、中期,以前的化石发现地点主要在非洲。但也有人在将这3枚牙齿与南方古猿类牙齿、印尼早期直立人的化石标本进行比较后认为,建始高坪出土的这3枚高等灵长类牙齿化石属于早期直立人[5]。
1956年,湖北长阳县中学生物教师陈明智带领学生到离县城45公里的赵家堰区黄家塘乡下钟家湾采集化石标本,他们在水田子供销社收购的数万斤化石中选了一部分。随后,湖北省文化局和长阳县文化科又将其中的一部分送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发现了其中的一件人类上颌骨化石,这是长江以南第一次发现的人类化石。
1957年的2月和3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领队,会同湖北省及长阳县的文物工作者一道,对发现化石的关老山南坡的一个叫龙洞的岩洞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又获得了1枚人类的左下第二前臼及一批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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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但洞中没有发现人类居住的遗迹和遗物,人骨化石和属于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动物群的十多种哺乳动物化石,都是由洞外被水冲入的。贾兰坡等专家对这些人类化石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但又显示出若干进步特征,属于早期智人,距今约19.5万年,定名为长阳人[7]。
1980年2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505地质队在清江南岸与长阳县城隔河相望的果酒岩勘察时,发现了一批人类化石和脊椎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包括颅骨碎片、下颌骨2件(其上保存有下臼齿2枚)、肢骨7段。经初步研究,暂将它们归入晚期智人[8]。
从考古情况看,巴人区域特别是三峡地区发现的远古人类有早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还有其近亲巨猿、南方古猿等,说明了很早以前三峡地区就是人类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我们今天探究早期人类活动奥秘的重要区域。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大片的竹林和草原盆地,这里雨水充沛、阳光充足,温度在-10~+30之间,属亚热带山地气候,温暖而湿润。充足的动植物资源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许三峡地区就是人类的摇篮和古猿迈向人类的起点之一,也许在三峡地区能够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但是,由于远古人类的材料发现太少,缺环太多,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远古人类的特征无法确定,因此,在三峡地区发现的远古人类化石其属性一时尚难以确定。他们的后裔到底是谁?是后来的巴人吗?也许答案就是肯定的。
诞生于长江三峡的巫山人和鄂西山区的建始人其血缘纽带从不间断地延续下来,足可以说明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并且,他们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文化圈,在东至洪湖、南到洞庭、西到重庆以及四川盆地、北到汉中这一广阔的区域都洒下了文化的种子。到原始社会末期,即大约距今4000~5000年,巴民族和巴文化产生了。根据文献记载,廪君应该是巴人的第一个君王,很可能廪君既是巴人原始时代的掘墓人和结束者,又是巴人奴隶制时代的开创者,他无愧为一位承前启后的巴人的伟大先驱。
文化这个大文化圈里,还包含若干较小的文化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将我国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和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9]。这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大致划分的六大区系,实际上,这六大区系中还包含若干更小的文化圈。从这六大区系的不同人群来看,虽然他们都具有中华文化的基本人文精神,但实际上,不同区系的人们又是存在差异的。如北方人豪爽、耿直,充分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色;山东人义气、厚重、沉稳,充分体现了海岱文化与正统儒家文化的特色;中原人敦厚、朴实、练达,充分体现了农耕文化的特色;东南沿海和南方人细腻、精明,充分体现了工商文化的特色;西南处于我国地缘的一级台阶之上,其文化类型属于山地文化,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类型,因此,居于西南山地的人崇力、淳朴,必然就会体现出山地文化的特色。从中华文化的这六大区系来看,实际上就是六大文化类型,如果我们把整个东南、南方统一起来看,就是五大文化类型,即:游牧文化、海岱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山地文化。并且,这六大文化区系(五大文化类型)以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为核心,当时的中原农耕文化无疑是最强大的文化,它具有相当强大的凝聚力或引力,有充分的能量把其他文化吸引过来,并与之形成一体;而其他文化类型也具有主动与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融合的趋势。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不断地凝聚,最终形成为以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这种中华文化融合的过程,有一种四方来贺的味道,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引力造成的结果。牛顿揭示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在文化中也存在一种文化引力定律,一定时代一定区域的强势文化,必然要把其他较为弱势的文化吸引过来,并最终形成为一种更大更强的文化系统。中华文化区系的五大文化类型之所以能最终融为一体,恐怕有几点原因是必须注意的:一是中国这种特殊的大陆型的地理结构,为多元文化的融合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二是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强大,产生了巨大的引力;三是其他文化类型具有自觉的向心力等,正是这些原因的综合才形成
101二、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人类学中著名的文化圈理论,在中华
为一种强大的合力,最终成就了中华文化连绵5000年而不中断的辉煌。
在西南山地文化中,巴文化又是其核心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早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时到春秋战国,巴人就建立起了称雄西南的奴隶制政权巴子国,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进入七国称王,巴亦称王的强盛时代,巴曾一度与楚抗衡。巴文化就是世代聚居于古代巴属领地的巴人,在自身的民族繁衍、发祥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并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融合而成的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区域文化形态,它是古代巴人及其巴属领地开发和进步状态的标志。显然,巴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属于西南山地区系,其文化类型也必然属于山地文化,这是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巴人所处自然环境的特征必然会深深地植根于巴人的体质及其心理结构之中,因此,由巴人创立的巴文化必然会具有山地特色。虽然在文化的生成机制中,自然环境不能起决定作用,但自然环境毕竟是文化的生成依托,也是该文化的制约因素,同时还是该文化的加工对象。所以,大凡一种文化的生成,必然深深地打上自然的烙印,必然表现出其自然的属性和特征。整个巴属领地都是高山大川,而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一地区的巴人,堪称是地地道道的山地民族,山地是他们聚居地的根本特征。巴人居住在山、耕种在山、烧伐在山、吃喝在山、交往在山。山,既是巴人的宝库和生成依托,又是巴人面临的十分险恶的自然环境,它给巴人带来了生活和发展的艰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巴文化形成的社会因素,巴人长期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与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巴国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洗礼,巴人既是堪与蒙古人比拟的能征善战的民族,又曾经遭到历代王朝的残酷镇压和围剿,这些必然会成为巴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属于山地文化的巴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结构。首先是观念文化,其核心是价值观或人文精神。巴人以良心为其根本出发点,良心是其人性本体,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崇力尚勇和淳朴憨直的阳与阴、刚与柔的二元人文精神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形成互补,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巧妙融合,刚柔相济,阴阳和合。所谓崇力尚勇,就是特别崇尚实力,天性劲勇,注重竞争,它102的极端形式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从巴人的
发展历史来看,崇力尚勇堪称民族之天性,它充分体现了巴人阳刚之气的基本人文精神。我们从巴人及其今天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骁勇善战、狩猎遗风、傩戏、摆手舞、尚武遗风等民风民俗中,随处可见其崇力尚勇的人文精神。所谓淳朴憨直,即天性淳朴,朴拙淳直,毫无虚华,甚至直到近乎于憨了。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了巴人的阴柔之美,它深深地带有原始社会的历史及其所处地理环境的痕迹。虽然崇力尚勇和淳朴憨直阴阳贯通、相辅相成,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方面,可能最终还是以阳为主,可以说,巴人根本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是崇力尚勇,而淳朴憨直则略显次之。从今天的重庆人来看,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的两句口头禅最能代表巴文化的基本人文精神。这就是当人们希望积极进取时,往往就会高喊雄起,只不过是在自强不息、崇力尚勇中透出野性;而当人们希望稳妥安详时,就会想到悠着点,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淳朴憨直的体现。
其次是物质文化,这是指巴人加工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料以满足自身各方面需要的产物以及加工工具等全部物质构成的总和,如建筑中的吊脚楼;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饮食中的辣椒、蕨巴、腊肉等;服饰、西兰卡普;虎鈕錞于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巴文化中的物质文化。
再次是制度文化,这是指整个社会的组织构成及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巴人的社会组织、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从社会组织看,主要是巴人古国和方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应该说,这既是巴文化中制度文化研究的重点,也是其研究的薄弱环节。从语言看,巴人的语言基本消失,因此给研究造成了困难;从习俗看,巴人的习俗主要表现在白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婴儿诞生、婚嫁、老人寿辰、死亡等方面,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有成效的。
总起来看,巴文化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融合统一的人文精神,但崇力尚勇是其基本的民族天性,它使巴人始终具有不畏艰难险阻、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勇于反抗压迫、强健剽悍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犹如一根红线,始终维系着巴人的生存和发展。但巴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也是有一定糟粕的,其主要缺陷就是阳刚太盛、阴柔不足,勇猛、憨直、力量有余,而略显德性、思
辨、包容不足,这就有可能形成不太注重和谐、宽容,乃至养成所谓窝里斗的不良习气,也有可能造成规范意识淡薄的不良影响。还由于巴人所处地理环境的恶劣、封闭等,由此而形成其人文精神有可能具有狭隘和较封闭等特点,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克服。
民族的文字,最初大都是由巫师创造的,并由巫师们传承和发展,巴文和甲骨文都是这样。巴文、甲骨文和汉字很可能是同出一源的文字,徐中舒先生认为:巴文和汉字,在文字构成的条例上,它们也是具有一定共同基础,最初还有可能是同出一源的。但是它们的分支,应当是远在商代以前。因为,现在的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著者)条例。这应是甲骨文在分支以后单独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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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文字是中华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是巴人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巴人的文字,在夏商时期就已产生,在巴人居住过的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如戈、矛、
铤、镦于、编钟等器物上刻有巴文,字数多少不等,有一个字或几个字的,个别青铜器(如镦于)上有十一个字。在廪君时代的香炉石遗址中,曾出土了两枚陶印章,各有一个字,武汉大学中文系夏渌教授认为是蔡、鲛二字。在距今50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三峡地区宜昌杨家湾遗址中,还发现了60余个原始文字刻画符号,详见图1所示
[10]
彭
静中先生也认为:巴文和商周甲骨文、金文等一样是表意文字,与常见的甲骨文、金文基本一致,虽风格小异,但无妨其本质相同,所以我们得以释读。[13]以上两位先生都肯定了巴文和甲骨文是同出一源的文字。近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张良皋教授认为,甲骨文的首创者很可能是土家先民巴人,换言之,即是说土家先民巴人创造了中国文字[14]。他根据甲骨文的象形特点,作了一个大胆的释读,在他的释读中,甲骨文中最有代表性的方位字东字是一个米袋形象,西字是一个盛盐的圜底罐,南字是巴人所独有的虎钮镦于,北为两人靠背而坐。楚地的米、巴地的盐、加上人与音乐,这也许就是远古巴人心目中世界的东、西、南、北的轮廓。这是一种具有前驱意义的文化,很可
能在它的继承者高度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走向衰落,这正如努比亚文化之于埃及一样。如果张良皋先生的观点准确无误,那我们就很好理解巴人后裔土家族为什么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了,原来巴文与甲骨文、汉文不但同出一源,而且合为一体,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不是没有文字,他们从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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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符号与后来的甲骨文非常相似,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被刻画在陶器圈足碗、圈足盘的圈足底部,共有70余件。据余秀翠研究认
为[11],这些符号,有的是烧制前刻成的,有的是烧制后刻上的。这些符号应是大溪文化时期的先民们有意刻上的,依此记事,这为我们了解与研究大溪人用符号记事和记录语言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它比甲骨文、金文早得多,表明巴人先民已从单纯使用口耳传承记事记录语言进入到了以抽象符号记事记录语言的文字初创阶段。
这些刻画符号可以证明巴人的确是有文字的。对于铭刻巴文,徐中舒先生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巴文不但有独特象形字,而且还有合体字。其实,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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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创造了类似于甲骨文的象形文字,后来被汉人吸收发扬光大,虽然巴国覆灭了,但巴人的文字却流传了下来,并逐渐成为了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文和甲骨文一样都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摩尔根说:石刻象形字也可认为是文明时代开始的相等标识。文字的使用,或在石上刻象形文字,提供了文明开始的最适切的标准,倘若没有文字上的记录,历史与文明,都不能适当的说已经存在。[15]马克思、恩格斯也说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16]。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字及其记录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这一
103认识,对揭示巴人的文明时代或奴隶制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巴文的原始刻画符号早在夏商时代就已出现了,而到商末基本定型为类似于甲骨文的象形文字,由此,巴人的文明社会大致也是从商末开始的。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巴子国充分利用与周王朝的宗藩关系,大量接受了周王朝先进的奴隶制政治、经济和文化,促使巴子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大大加快了巴人的前进步伐;另一方面,随着巴子国的实力越来越雄厚,他们不断地开疆拓土,使得巴子国逐渐成为了称雄西南、疆域宽广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华阳国志巴志亦载: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武)(舞)。帝善之,曰:如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17]4
四、巴人及其后裔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和
独立中作出过杰出贡献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17]2这是关于巴子国正式立国的准确信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结论:首先,巴师勇锐。实得二字把巴师在灭殷战争中的作用赞扬有加,巴师作战勇猛,在殷军阵前载歌载舞,巴师所跳舞蹈为巴渝舞,属军功战舞。当800年后的刘邦借助巴人的力量平定三秦时,看到巴渝舞还大加赞赏。巴师踏着巴渝舞的雄健步伐,直杀得殷人前徒倒戈,纷纷掉转枪头起义,这充分表明了巴师在灭殷之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说,周朝的建立巴人立下了赫赫战功。其次,西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对勇敢善战的巴人给予嘉奖,并加强其政治领导和控制,使其成为一支有利于周王朝奴隶制大一统的力量,特将姬姓宗族封到巴人聚居地,建立起亲周的藩封之国。从所建巴国来看,武王封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因此,准确地说,巴国应为巴子国。从巴子国的国王来看,肯定为姬姓,巴子国是当然的姬姓国家,为诸侯之一。所以,后来周成王大会诸候于成周洛邑时,巴国亦在被邀之列。逸周书王会载:成王大会诸候于东都,四方贡献方物,氐、羌以鸾鸟,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卜(濮)人以丹砂,夷人以樵木。在这次诸侯云集的盛会上,巴子向周天子成王贡献了珍贵的比翼鸟,以尽受封诸侯的义务,同时也表明了周朝与巴子国的宗藩关系。再次,这一记载准确无误地指明了巴子国的建立时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武王伐纣的准确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巴子国的建立也许就在武王伐纣胜利后的一、二年之内,甚至把巴子国的建立就看成是公元前1046年也是可以的。
巴子国的建立,在巴人及其巴国的发展史上104从这一大段记载来看,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巴人积极地参加了高祖灭秦的战争,特别是阆中巴人范目具有战略眼光,说服高祖招募巴人灭秦。其次,刘邦平定三秦后,对巴人皆遣还巴中或遂听还巴,允许巴人回归故乡,当然,实际上也有相当部分巴人留在了陕南一带。再次,刘邦平定三秦后,对巴人的赋税有所减轻,甚至允许一部分不缴租税,实际上这是对巴人给予休养生息,算是对巴人平定三秦立下大功的褒奖。最后,汉对巴人地区重新进行了建制的设置和划分。
明朝末年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国内政治腐败,防务废弛,沿海空虚,日本海盗乘机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进行骚扰破坏。明朝政府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急调湖广土兵前往抗倭。土家族地区的土官土兵,为了抗击倭寇侵略,保卫祖国东南沿海的安全,积极响应,踊跃应征。土家兵经过一系列浴血奋战,连续取得松江、三丈浦、王江泾、清风岭、乍浦、舟山等大捷,为肃清危害数十年的倭患,为保卫祖国领土和海疆安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清王朝对设土司制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即由清政府直接委派流官代替世袭土官,解散土司以及土官拥有的地方武装力量,设立与全国各地一致的府、县地方政权机构。在这一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中,土家族地区及其土家族人民给予了积极支持和拥护,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
作用。
在著名的鸦片战争中,土家族人民更是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1841年1月,土家族将领陈连升父子领兵镇守广州沙角、大角炮台,他们在重创英军之后壮烈殉国,充分表现了反抗外敌侵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1900年6月,土家族将领罗荣光主动请缨留守天津大沽口炮台,在与俄、英、日、法联军激战六小时后,击毁敌舰6艘,毙敌260多人,最后因寡不敌众为国捐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家族人民还在土家族地区广泛掀起了反抗外国教会的斗争,也充分表现了土家族人民不甘忍受压迫的爱国主义和反抗精神。
在现代中国,土家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在反抗日本法西斯野蛮侵略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迎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也积极投身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1949年10月,随着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军土家族地区,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土家族人民从此获得了民族的解放和新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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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tatusandFunctionsofBaCultureinthe
DevelopmentofChineseCultureHistory
ZHOUXing-mao,ZHANGJing-jing,DINGYi
(SchoolofLaw,Chongq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g400065,China)Abstract:TheBaculturewhichliesinthesouthwestuplandofChinaisanimportantpartinChineseculture.ItpossessesimportantstatusandfunctionsinthedevelopmentofChineseculturehistory.BaancestorsareoneofthesourcesofChinesepeople.BacultureisanimportantpartinChineseculture;BawritingisanimportantsourceoftheChinesewriting;BapeopleandtheirdescendantshadmaderemarkablecontributionsintheprocessofChinesepeoplesunityandindependence.TheresearchonBaculturesstatusandfunctioninthedevelopmentofChinesecultureisverysignificanttobuildharmonioussocietyandculturetheoreticallyandpractically.Keywords:Bapeople;Baculture;Bawriting;historicalcontribution
(编辑:刘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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