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形义关系的变化

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形义关系的变化

汉字采用了据形构义、以形表义的方式而构建。在长期的演变发展中汉字形体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汉字的形义关系也随之产生变化。古文字时期的汉字形义关系是单一和一致的,借助字形就能达到探求字义的目的;隶变使原本简单、明晰的字形与词义的对应关系变得比较模糊,也使原有的形义关系变得比较复杂;简化汉字对其形义关系带来更大冲击,使汉字形义关系趋于多元化。

标签：汉字;汉字形义;古文字

汉字作为一种传承到今天的人类最古老的文字,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用相对稳定的形体符号记录语词的音和义,成为形、音、义的综合体。其中字形结构与所表达的意义关系非常密切,因而汉字是采用了据形构义、以形表义的方式而构建的。在长期的演变发展中,汉字形体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汉字的形义关系也由以形表义的单一形式趋向于多元化形式。

一、古文字时期汉字的形义关系

“汉字字体演变过程可分为两大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前一阶段起自商代终于秦代(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后一阶段起自汉代一直延续到现代。”[1]40目前我们无法去准确定位汉字造形的具体年代,但可以根据发掘出来的文字资料,以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作为古汉字的分析材料。

汉字是据义而构形的表意文字。造字之初,先民以语词义来构造字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此提出了六书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多数汉字学家认为前四种为造字法,后两种为用字法。

象形字是最早的汉字构造类型,是汉字发展的基础。《说文解字·序》中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几句话即说明了这一点。

“文字起于图画,愈古的文字,就愈像图画。”[2]93早期的象形字是由先民使用图画的方式将所需表达的事物外部轮廓描摹出来,并反复使用,使之成为结构稳定的书写符号,同时将语言中的音和义结合起来,长期使用中的汉字就具有了固定的形音义关系。如甲骨文的人()、羊()等,当人们看到这些描摹具体事物的汉字形体,就联想到实物,同时也理解了字形所要表达的意义。因此,象形字的本质特征即是象形,借助这象形的符号,让人们视觉接收信号,进而也直接表达了该汉字的语词义。所以,早期汉字的形义关系是单一的据义构形,“见形而知义”。

当绘制具体物象不能满足先民表达语义的需要时,汉字出现了在象形符号上添加符号、或采用纯符号来构形的造字方式,这就是许慎所说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指事字。“视而可识”说明这类汉字还有一定的图象性,看见字形可凭借生活经验去认识它;“察而见意”,是说指事字有抽象性,须仔细观察才能明白其含义。如

“旦”字,甲骨文“”字形下有一块状的东西,表示太阳刚刚离开地平线,似乎同地平线处于黏连状态。许慎释“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3]308指事字的形义关系大体上与象形字的相同,仍是见形而知义。

当象形字叠加或组合起来,表达语意的会意字出现以后,汉字的形义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构形的汉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组合部件较为简单,以形表义直接而明确。如“囚”,甲骨文字形写作“”,由“囗”(wéi)、“人”两个象形字组合,“囗”是监狱的围墙,以监狱的围墙里关押着犯人来表示监禁义。另一类是需要将各构字部件的意义加以联系,以形表义稍显委婉。如“宿”字,甲骨文字形写作“”,人躺在房屋里的席子上,表过夜之意,由多个部件组合,理解词义时,首先要明确各构字部件的意义,再从它们所处位置及相互联系来理解,让形体构造在被视觉接收信号之后,使人们潜意识产生共鸣,随着共鸣,汉字表义作用也得以发挥。这两类的构造部件都是表义形式的组成部分,都承担着各自的表义功能和作用,因而形义关系也很密切。

总的来看,由于汉字据形构义的方式,使汉字形体与它所记录的语词义直接发生联系,所以古文字时期的汉字形义关系是比较单一和一致的,借助字形就能达到探求字义的目的。

二、隶变对汉字形义关系的影响

由于汉字是时常流动的,汉字在使用过程中形体也不断发生变化,由古文字时期图画形式为主的情形,逐渐变易为线条、记号的形式。唐兰先生说:“其实每一种改易的开始时,这种差别更明显起来,就变成一种新体了。”[2]93到了汉代,经过改易的隶书代替篆书而成为标准书体,字形构件由线条转为笔画。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汉字形义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不仅是字体的称谓和书写形式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隶书以后的今文字体打破了古文字象形、象意的组合结构方式。

隶变的形式主要表现在笔势和结构两个方面。笔势方面指的是由古文字的笔画意义到今文字的笔画态势的变化。裘锡圭先生说:“隶书不再顾及象形原则,把古文字‘随体诘诎’的线条分解或改变成平直的笔画,以便书写。”[1]82他指出隶书对篆文字形进行了改造,抛弃了古汉字象形的原则。对更远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字形来说,隶书字形的改变就更大了。这一改造对汉字形体与意义的关系影响是比较大的。

如以象形方式构形的“耳”、“燕”等字,“耳”字,甲骨文字形写作“”,象耳朵之形,有观其形而知其义的特征;隶书字形“耳”,把图画符号变为带波折的横竖笔画,从字形上已很难了解其字义了。“燕”字甲骨文形体写作“”,象燕子形,上象其首及张着的嘴,中象其身,下象其剪尾,左右象其翅,字形以圆匀弯曲的线条勾勒出鸟的形状轮廓,象形意味很强。而隶书体“燕”字改变了象形意味,尤其是把燕尾这一特征性符号以四点取而代之,原字构形中的点画意义完全消失。

再举以会意方式构形的“逐”为例。“逐”的甲骨文字形写作“”,从豕从止;从字形部件的组合中能意会出“追赶野兽”的意思。小篆字形“”,虽然线条化了,但还依

稀可以分辨出两个部件的含义,到了隶书“逐”字写作“逐”,原来象形的脚趾已经用变体“辶”代替,“豕”已基本上没有野猪之形了。

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隶书打破了古文字表意组合的结构形式,对其构造部件和组合形式作了局部或全部的省略和归并,使字形的表意功能减弱。省略的例如“龟”字,甲骨文字形写作“”,象龟形,小篆字形为“”,仍很逼真。隶书形体为“龟”,只有一点大概轮廓存在了。

另外,构件的归并也使偏旁混同,对字形的初始意义易产生误解。由于隶书形体的变化,使原本简单、明晰的字形与词义的对应关系变得比较模糊,也使原有的形义关系变得比较复杂了。

三、简化汉字对汉字形义关系的冲击

自宋元以后,汉字产生了大量的简化字。繁简字、异体字的存在,加上其他因素,使汉字显得十分庞杂、臃肿。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文字改革工作,进行了以简化字为中心的汉字规范化工作,这是汉字史上形体构造的又一次大变革。变革对汉字的形义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从实行的几种简化方法看其对汉字形义关系的影响。

减省部件的方法。楷书体的部分字原由多个部件构成,部件之间存在着一定关联,当简化字为减少笔画,省去一些部件后,它原先的字形所表示的意义已经不完整了。如“声”字,甲骨文形体为“”,形象地反映了造字的意图,字形构造由“磬”、“耳”、“口”表示发音体和接收体,以手拿小棰表示敲击发声,非常形象;到了楷书体时,已演变为“”,图画线条变为笔画;简化字“声”仅保留了原字的左上角,即由“磬”形变来的那一部分,此时,字义已经较深地隐藏到了后面,如果想从字形上寻求汉字的初义,得经过两三个阶段的上推复原才能得到。

保留轮廓的方法。将字的笔画减省,基本保持原字的大致轮廓。这样的方法能便于认读,但从字形上表示字义就不够精确明白了。如“鸟”字,甲骨文字形为“”,楷书写作“”,简化后表示眼睛的部分只剩下一点,表示鸟爪的四点以一横代替,完全失去原来的意义,因而,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拉开了距离。

符号代替的方法。用简单的符号代替繁难的部件,便于书写。如“凤”字,甲骨文字型为“”,象传说中的凤凰形,篆书“”的字体中还依稀有鸟的轮廓,简化字“凤”的里面用符号“又”代替了“”,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符号了。

同音代替的方法。将读音相同而意义毫不相关的不同形体的字归并为一个字,以简体取代繁体,以达到精简字数,减少笔画的目的。但是归并后的汉字字形与它所记录的词义完全分离,以形表义的功能不复存在。如以“后”字形体共同表“皇后”的“后”和“前后”的“后”之意,可是这两个意义的原始字形完全不一样。“皇后”的“后”甲骨文字形为“”,描摹妇女生育的情形,在母权时代的妇女由于有繁殖人口的功绩,因而处于掌权地位,延续到后世,“后”专指君主的配偶,这也与原初造字本义

有关。“前后”的“后”金文字形为“”,“从‘彳’(或)幺()(倒足),林义光解说:‘字象足形,足有所故后不得前。’(《文源》)”[4]3由此可见,“后”字形简化前的两个字字形字义都是不相同的。

汉字演变发展的总趋势是删繁就简,由难而易,这符合汉语对汉字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笔者在此并非诟病简化汉字,而意在分析简化字的形义关系,以能更好更恰当地应用汉字。何况例如以上的汉字为数不多,只是在需要时应该弄清其形体演化过程,才能正确了解字义。

由上述可见,汉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形体和意义的关系也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变化,“见形知义”已不再是唯一的特征,复杂而多元的关系逐步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4]刘志基.汉字—中国文化的元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