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组玉佩研究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组玉佩研究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组玉佩研究

2013-09-18 11:34:01 丨 来源：左 骏 《第五届中国玉文化玉学江阴研讨会》

一 前言

自商周秦汉以来，中国玉器的制作和使用逐渐地形成了完备的规章制度，其中最为代表的即是严格等级的组玉佩制度理念得到逐渐完善，但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玉器的发展似从顶端跌入了低谷，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由于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动乱，使社会多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而直接制约了与礼仪关系紧密的玉器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但玉器作为中国传统权利和地位的象征，毋庸质疑的存在于中国历史时期上的每一阶段，近年来考古发现，从实物上证明了这点。这一时期内出现了多种富有自身特色及时代风格的器物，组玉佩即是其一。先前学术界对于此时段组玉佩的研究没有开展，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出土器物的零乱和缺失，但自南京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中发现有两组完整的组玉佩后，解决了长期以来的魏晋南北朝礼制佩玉的问题。在此之前诸多学者的论述中多有涉及，但学术界至今没有系统阐述，本文以此为主旨粗谈关于此阶段组玉佩的形成、发展，并将其形制脉络的发展与隋唐礼制佩玉联系起来。不妥之处请诸方家批评指正。

二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组玉佩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组玉佩多发现为单独构件，整体组件发现较少。经科学发现时代最早的即是1951年6月发掘的山东东阿县曹魏曹植墓，其后如：安乡西晋刘弘墓，洛阳孟津西晋晚期墓，以及近年发掘的马鞍山当涂西晋晚期墓等；南朝组佩的发现情况如：南京

温峤家族墓，高菘家族墓，马鞍山东晋早期墓,南京郭家山东晋墓，郭家山5号墓，南京迈皋桥东晋墓，南昌东晋晚期墓，恭帝冲平陵、幕府山六朝墓等；北朝组玉佩发现情况如：河北吴桥东魏墓,北齐库迪回洛墓/娄睿墓，西魏吕思礼墓，固原北周李贤、田弘墓、武帝孝陵、西安小南寨北周墓及隋初王士良墓等。

隋唐组玉佩集中发现于西安附近的礼泉、干县的唐陵和陪葬墓中，如：永泰公主、越王李贞墓，唐僖宗靖陵等；其他地区发现如：西安郭家滩隋姬威、田德元墓，唐永川刺史冉仁才墓，安陆唐吴王妃杨氏墓，贺若氏墓，西安温思柬、华文弘、独孤思贞墓[，广东张九龄墓，偃师杏园窦承家墓，伊川齐国太夫人墓，南唐二陵等。

关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组玉佩的研究，依据早期的发掘材料，多称之为佩饰并加以描述。杨伯达先生比较早的认识到，诸如蝙蝠型或蝴蝶型玉饰，即是魏晋南北朝组佩的组成构件，并引用《决疑要注》引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指出此类组佩“复作之”者即是王粲。由于考古资料的局限，不能够更多的提供实证材料，使得此问题一直搁置。乃至南京仙鹤观高菘家族墓的发掘，使得杨伯达先生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也为研究魏晋南北朝礼制性玉器的演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考古学材料依据。仙鹤观简报发表同期登载了发掘者王志高等《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一文，其中对出土的两套组佩进行了初步论述；韦正《东汉六朝的朝服葬》一文中认为组玉佩当是“朝服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古方《曹魏王粲所创玉佩样式及佩法》等。

上述研究除古方先生的《曹魏王粲所创玉佩样式及佩法》以外，多只是从研究其它着手，对于组玉佩问题只是略有涉及，非专题性深入讨论。故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组佩的研究仍有较大的研究拓展性，由于此时期的组佩与后世组佩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对于此阶段组佩的形成、发展、演变规律和复原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 组玉佩构件的型式划分

根据组佩的构件的组合位置，笔者将其划分为：上珩、中珩、下珩、璜、珠、另有环六部分讨论。

（一）上珩（图一）

扁平状，上多有四孔，可分四型。

图一 ：上珩

A型 分Aa、Ab两亚型

Aa亚型按不同时期可分AaI、AaII、AaIII三式。

AaI式 以西晋刘弘墓为代表，做修长型蝙蝠状，此类还有：洛阳孟津西晋晚期墓的残上珩。

AaII式 以温峤家族墓出土上珩为代表，较AaI式形体平整，此类还有：南京郭家山5

号墓、仙鹤观东晋墓、幕府山六朝墓。

AaIII式 以江西南昌东晋晚期墓葬出土上珩为代表，上珩下部弧状渐变平直。

Ab亚型以库迪回洛墓所出土上珩为代表 ，形制如 AaII 式，两面阴刻朱雀、流云，刻槽内填金。故宫博物院馆藏一件上珩，与其一致 。（图五：3）

B型 可分Ba、Bb、Bc三亚型

Ba亚型按不同时期可分BaI、BaII、BaIII、BaIV、BaV五式。

BaI式 以北齐娄睿墓出土为代表，整体为勾云状，下部内弧明显。

BaII式 西安小南寨上珩代表，云片状，底部内向勾云，下部平直。

BaIII式 西安郭家滩姬威、田德元墓为代表，珩底部勾云状，下部内弧左卷云状，值得一提的是安阳隋窑址出土器物中，一件珩型器与此式雷同 。

BaIV式 以永泰公主墓上珩为代表 ，作云片状，下部卷云相连。

BaV式 以华文弘墓所出土的上珩为代表，体型修长，作云片状，下部卷云相连。

Bb亚型 北周武帝孝陵出土一件为代表，下部平直，无勾云状卷起。

Bc亚型形制较小类似Ba型后期，按不同时期可分BcI、BcII、BcIII三式。

BcI式 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为代表，形制同BaIII式，体型小。

BcII式 窦承家墓上珩为代表，型如BaIV，型小。

BcIII式 伊川齐国太夫人墓出土上珩为代表，型如BaV式，型小。

C型 可分两式

CI式 张九龄墓出土为代表，作云片状，下部内凹呈卷云状。

CII式 唐僖宗靖陵所出琉璃上珩为代表，如CI式，上刻纹饰。

D型 可分两亚型

Da以吴桥东魏墓莲花形上珩为代表。

Db 以西魏吕思礼墓半圆形上珩为代表。

图二 ：1中珩

（二）中珩（图二：1）

可以分A、B两型

A型 分三式

AI式 以刘弘墓为代表，飞碟状，体型修长。此类如：曹植墓。AII式 高菘墓中珩为代表，飞碟状，体短，下部内凹弧。类似还有郭家山东晋

墓等。

AIII式 南昌南朝墓为代表，体厚重，下部平直，此类还有：东晋恭帝陵出土一件中珩。

B型 分Ba、Bb两亚型

Ba亚型可分BaI、BaII两式。

BaI式 以西安郭家滩姬威墓出土中珩为代表，作云片状，上下各穿一孔。

BaII式 以华文弘墓出土中珩为代表，作云片状，型如上珩BaIV式，体较小，上下各穿一孔。此类还有：李贞墓、温思柬、独孤思贞墓等。

Bb亚型可分BbI、BbII两式。

BbI式 以窦承家墓出土为代表，型如Ba1，体型小。

BbII式 以窦承家墓出土为代表，如BaII式，体型小。

（三）下珩（图二：2）

多做梯形，上部有云边装饰，分两型。

A型 分Aa、Ab、Ac三亚型。

Aa亚型根据时代变化可分AaI、AaII、AaIII、AaIV、AV五式。

图二 ：2下珩

AaI以刘弘墓为代表，体型修长，下部内弧，如此还有曹植墓下珩。

AaII以高菘墓为代表，体型较AaI型短，下部平直，此类墓葬还有：郭家山5号墓、幕府山六朝墓等。

AaIII式 以王士良墓出土下珩为代表，上部两肩及下部内弧。

AaIV式 以西安南郊小寨北为代表，体型较宽短，下部平直。

AV式以唐僖宗靖陵出土梯形琉璃珩为代表，上部为云边。

Ab亚型 如马鞍山西晋晚期墓出土，型如AaII式，上部刻玄武，云纹，描金。

Ac亚型 以贺若氏墓出土下珩为代表，型制同AaIV，型小。

B型 李贤墓出土为代表，四边平直，无边饰

图三：1璜

（四）璜（图三：1）

分A、B、C三型 。

A型分Aa、Ab两亚型。

Aa型可分AaI、AaII两式

AaI式以曹植墓璜为代表，为璧对剖而成，弧形均匀，穿三孔，此类璜还有刘弘墓。

AaII式以高菘墓为代表，弧部上端外拱略微桥状，穿三孔。此类还有，温峤墓、郭家山5号墓、幕府山六朝墓等。

Ab型如AaII，上刻绘青龙、白虎流云，描金，上穿三孔。如马鞍山西晋晚期墓、故宫博物院所藏刻纹白虎璜 。（图五：4）

B型分两Ba、Bb亚型

Ba亚型可分BaI、BaII两式。

BaI式 以娄睿墓出土为代表，半璧璜型，上穿两孔。

BaII式 以郭家滩田德元墓为代表，半璧璜状，上穿两孔。此类璜如：冉仁才墓、永泰公主墓等。

Bb亚型如同BaII，型制小。如贺若氏、齐国太夫人墓等。

C型分Ca、Cb两亚型。

Ca式 以华文弘墓为代表，桥型，璜两端平直。另如：越王李贞、独孤思贞墓。

Cb式 张九龄墓为代表，桥型，厚重，中间内弧不明显。

图三：2环

（五）珠（图三：3）

分四型。

A型 曹植墓为代表，卵形，上部牛鼻穿。此型一直延续到隋代。

B型 郭家滩姬威墓为代表，水滴状，隋唐后珠样式多如此。

C型 南昌南朝墓为代表，出戟璧状。

D型 安陆吴王妃杨氏墓中的小型水滴状。

（六）环（图三：2）

分两型。

A型 四穿孔环，吕思礼墓为代表。

B型 无孔环，王士良墓为代表。

图三： 3珠

四 组玉佩的演变分析

“玉佩”一词最早见于《诗经?秦风?渭阳》：“何以赠之，琼瑰玉佩。”《礼记?玉藻》载：“古之君子必佩玉……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问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凡带必有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得焉。”

古之玉佩，除种类繁多的单体玉佩外，还有大量的组构玉佩，即组玉佩，又称之为杂佩，以丝线加玉珠串组，合成一串，系挂于腰间。其既有礼玉的性质，又有很强的装饰功能。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先秦至西汉的组玉佩尚未发现组佩构件完全一致的组构情况，所以有学者指出：“这种现象是以证明他们(早期)的组合尚无定制。” 传统认为王粲是魏晋组玉佩形制的制定者，皆依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挚虞《决议要注》中说：“汉末散乱，决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

从组佩的出土情况来看，西汉早期出现较为新型的汉式组佩，包括璜、觹、玉舞人等新型构件 。《后汉书?舆服志下》记有：“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乘舆落以白珠，公卿诸侯以采丝，其玉视冕旒，为祭服云。”东汉组明帝所制玉佩及构件，考古上没有发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一件三孔玉璜，型制与AaI式璜几乎一致（图四：1），关于此墓年代和墓主问题，发掘者认为是东汉明、章帝时期齐王刘石墓，由于墓葬被盗扰严重，其他构件不见 ，尚不能确定是否为明帝所制组佩之构件。另在唐永泰公主墓中，出土一件走兽游鱼珩（图四：2），有学者推测此件可能为组佩上珩 。可以说魏晋组玉佩同一型制的形成与“明帝为大佩”有很大的关系。又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粲）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汉末兵乱，以往的

“尊卑有度”的各项制度早已不复存在，故当曹魏安定中原后，必定需从各方面恢复国家的尊卑体制，“博物多识”的王粲自然成为“恒典”制度的最佳人选，依据《宋书?礼志》载：“……汉承用之。至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亡绝。魏侍中王粲识其形，乃复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可以肯定王粲所识 “旧佩”当是以东汉明帝初创的新型组佩为参照。

《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载：“（植）朱绂光大，使我荣华，剖符授玉，王爵是加。”“剖符授玉”从而象征赐爵，曹植之所以提及“授玉”当是指表明中央的赐授，不仅说明是礼制上重要的重要程序，也说明当时上层士人，对于组玉佩的认同度。将曹植墓组佩与西晋刘弘墓所出组佩相比较可以看出整体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性。马鞍山当涂发掘出土一批西晋中晚期组佩构件(图五：1、2)，一改通常所认为组佩多

图六

通素的观点。此墓盗扰严重，缺上珩，上珩的样式当与库迪回洛墓的Ab式雷同（图六：1），关于此类刻纹描金组佩的复原，下文详谈。需要指出的是，此类以四灵特征为

装饰的，显然是继承了东汉以来的谶纬之风。

西晋晚期经“八王之乱”，使得中原散乱无异于汉末，史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原冠带，随晋过江者百余家。”政治中心的迁移使南朝的组玉佩出土数量明显增多。温峤（图六：2、3）及高菘墓出土组佩构件与西晋晚期较为近似（可参照当涂的构件样式），整体感觉线条流畅，以南昌东晋墓和恭帝冲平陵为代表的晚期构件厚重呆板，与整体变化趋势一致。魏晋南朝组佩样式，可以总称为“典型南朝式”以别于后代组佩样式。

《晋书?舆服志》对于玉佩的使用等级记载甚为详细。早期组玉佩的玉质，从已经公布的图片资料上可以看出，单一的和田玉质使用较多。但自渡江偏安之后，特别是东晋中期以后，组玉佩料质愈加变差，此类多是灰白色类似于滑石，如南昌东晋墓。自是帝王级的东晋恭帝陵所随葬的也只是青玉；幕府山六朝墓被认为是宋明帝刘彧高宁陵 ，所出一套组佩为滑石质。而研究者认为，仙鹤观家族墓内所出玉器，很可能是沿用西晋旧玉，或琢制虽在东晋，但玉料应是由晋室南迁从洛阳带来 。《晋书?舆服志》载：“及过江，服章多阙，而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侍中顾和奏“旧礼，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难得，不能备，可用白璇珠。”《宋书?舆服志》又载：“吴无刻玉工”这样更加制约了南朝制玉业的发展。又《宋书?礼仪志》载：“凡此前众职，江左多不备，又多阙朝服。诸应给朝服佩玉，而不在京都者，给朝服；非护乌丸羌夷戎蛮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皆不给佩玉。其来朝会，权时假给，会罢输还。”

至南齐，玉料来源更加困难。《南齐书?河南传》：“（齐武帝）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还。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得玉料作为国家的大事并以纪录，史料上少见。《南齐书?舆服志》又载：“江左美玉难得，遂用绊珠，世谓之为白璇珠。”同书载：“佩玉，自乘舆以下，与晋、宋制同。建元四年，制王公侯卿

尹珠水精，其余用牙蚌。太官宰人服离支衣，后定。”综观原因，正如《魏书?李安世传》中讲：“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

南朝玉料奇缺的另一重要原因即是上层人士风行“食玉”。屈原《九章?涉江》中云：“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如同魏晋玄学流行的时代，道家神仙学所提出的养生之道与其不谋而合。《抱朴子?极言》云：“先将服草木以救亏缺，后服金丹以定无穷。” 葛洪引《玉经》：“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和田玉尤善。”

南朝礼仪性玉器由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制约，从根本上影响到玉器的制作，与其相对应的是自刘宋晚期后，没有南朝组玉佩构件的发现。

与南朝相比北朝的组佩在经历过十六国混乱后也出现了使用的迹象。现阶段考古所发现北朝组佩构件最早是河北吴桥东魏墓，其形状与南朝组佩大相径庭。虽然较早的北魏墓中至今没有发现组玉佩构件，但文献对玉佩多有记载。《魏书?李先传附李子预传》中记载：“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余，稍得粗黑者，亦箧盛以还，而至家观之，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日服食之，余多惠人。后预及闻者更求于故处，皆无所见。冯翊公源怀等得其玉，琢为器佩，皆鲜明可宝。”这不仅说明北朝士族阶级不但效仿南朝饮食玉屑，从某种程度上讲：玉礼器的琢磨仿制在北魏一朝已经相当流行。《魏书?高祖本纪》载：“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加上北魏内部又掀起礼仪的革新，效法汉制，至太和十八年（公元497年）实行“革衣服之制”，礼乐效法汉制，组佩当不可缺。《魏书?李彪传》载其上表中有：“鸣玉垂緌，同节庆之宴”；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云：“振佩紫台之上……解佩捐簪……”反映出北魏组佩礼仪性与实用性已经相当的完善，但考古材料上至今没有证实。吴桥东魏墓所出Da型珩，从一个侧面反映北朝早期组佩受佛教影响强烈。可以说

北朝早期组佩的形成，当是礼制意识与社会风气的集合体。此类新型的组佩样式，为北朝所特有，可称之为“典型北朝式”。

北朝晚期组佩发现于诸多高级墓葬当中，所出多套组佩无论是型制与装饰方法，和前朝大有不同，特别是构件四周包金，更加体现出佩饰者的高贵与华丽。北齐组佩的另一特征就是，发现前代的刻纹组佩构件，如库迪回洛墓中刻纹上珩与前文所述当涂西晋晚期墓中的下珩及璜当是同组，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上珩及一件白虎璜亦是同组。北周组佩以西安小寨南出土的一批为代表，而北周武帝孝陵5号天井西龛内出土璜和珩，皆为汉白玉质，制作粗糙，当为冥器无疑，此与武帝遗诏中：“丧事资用，须俭而合礼。” 有关。

较为特殊的是西魏晚期吕思礼墓及北周王士良（图七：1、2、3、4）、李贤墓出的若干套素式组佩构件，应是吴桥东魏墓组佩的发展，当为“典型北朝式”的延续。由此看来，北朝组佩似以两个方向演变，其一即“典型北朝式”，以吴桥东魏墓或者更早的样式发展而来；其二是以北齐娄睿墓出土的BaI式上珩为代表的“复古式”，可称之为“南朝式”。

“典型北朝式”的组合关系是区分于“南朝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如北齐娄睿墓、库迪回洛墓、西魏吕思礼、隋早王士良墓中所出构件中，以北齐“南朝式”中部穿孔琥珀蹲兽与西魏、北周“典型北朝式”中部环型器各为代表。

图七

西安小寨南的组佩构件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组佩发展的转折，如勾云蝙蝠型上珩的出现，打破西魏、北周的简单组佩型制，从型式的发展来看，更多的是继承了北齐出现的“南朝式”，但下部勾云却略显生硬，体现了转型期的特点，也开创了隋唐华丽样式组佩的新篇章（图七：5、6）。

《隋书?礼仪志》载：“……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谓衮冕之服，章玉虽差，一日而观，颇欲相类。”反映出隋早期对于礼仪性制度，多沿用前朝旧制，无明显变化。《隋书?文帝本纪》载：“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这明显与隋初提倡节俭有关。从考古资料上所反映的情况也是如此，开皇、仁寿间的大型墓葬除开皇初年的王士良墓继续沿用早期“典型北朝式”

组佩外，其它皆没有发现。而郭家滩姬威、田德元墓皆为炀帝大业年间，这与《隋书?炀帝本纪》中：“（大业）二年春……诏尚书令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大将军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制定舆服……文官弁服，佩玉……”相一致，又《隋书?何稠传》载，大业初无佩绶何稠奏：“‘兼无佩玉之节乎？’乃加兽头小绶及佩一只。”其又提出“双佩制”，可以说何稠是隋组佩的制定者。

唐代早期组佩延续隋代大业出所创定组佩制度，继续使用“双佩制”，但唐代早期永泰公主墓中的组佩所反映出的是BaIV式上珩（图八：2）与BaIII式上珩（图八：1）并存现象，BaIV式当为唐早期初创，《旧唐书?舆服志》所指“大小双佩”即是指BaIV式上珩与BaIII式上珩同时使用。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对于西域的有效控制，使制作玉器的原料已经不是关键问题。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经常记载西域诸蕃进贡玉器、玉料，和田玉料源源不断的供入内陆。但大多数中上级官员仍以滑石大量仿制作为随葬明器，如华文弘、温思柬、独孤思贞、李贞墓（图八：3）等。据《唐淮南长公主驸马墓志》载：“虽黄金耀首，苍玉垂腰，曷常以宠也……” 明显看出唐人以组佩来显示身份地位，故以滑石为佩，在冥间继续代表以身份地位确实有据可循。从张九龄墓中所出若干套组佩构件，反映出盛唐时期组佩当有经历过一次样式上的革新，从历史文献角度分析，与玄宗所制订《大唐开元礼》不无关系。《新唐书?舆服志》载：

图八

“服玉之色如其时。”当是指皇帝大礼时所佩之色，相对臣下而言多固定一色，如同《晋书》、《隋书》所定制。故入前文所提及北周武帝孝陵所出汉白组玉佩明器，与唐僖宗靖陵中所出乳白色琉璃组佩构件（图

九1、2），明显是按白玉所制，表明“天子佩白玉”记载的正确性。

唐早期开始出现的一类前所未见的小型组佩构件，上部多以黄金为扣，串以珠饰，如安陆吴王妃杨氏墓，出土三套及大量料、玉珠饰件。类似的发现还有：贺若氏墓（图八：4），新城长公主墓，窦承家墓，齐国太夫人墓等。发现此类小型组佩构件的墓葬无疑是女性，或出土于女性附近。如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所出石椁门门扉上线刻女官头上所戴

（图十：1） 及永泰公主墓中石刻仕女头饰（图十：2），即是旁簪以凤或雏，口衔垂玉佩式冠。《释名》云：“皇后首服饰上有垂珠，步则摇之。”《晋志》谓之假髻步摇，又《事务纪原》云 ：“开元中，妇见姑舅，戴步摇插翠钗。”故笔者暂将其命名为“组佩型步摇”与大型组玉佩区别开来，而其与女性的等级关系，尚待资料的完善而作进一步研究。

宋元组佩继承隋唐以来组佩制度，发展为云头上珩、禹、中珩、下珩、璜、珠，彼此以玉珠连缀，在以金属或玉挂钩系于腰间 。诸如此类，如宋、明陵寝的文、武官俑上（图十：3） ，宋《三礼图》（图十：4）及众多元、明墓葬中所出大多如此，不再详论（图十：5） 。但是可以看出，宋元明组佩的渊源即是在魏晋隋唐时期。

图九

五 组玉佩的复原研究

组玉佩，顾名思义当是多件玉质构件组合而成的一套完整的礼仪性玉器，构件是组合中的一部分，不能够单独存在。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于汉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组佩的复原较少，但上述阶段的组佩复原对于后代乃至元明的组佩研究意义重大。笔者现根据上文对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组佩构件型式演变的划分，试作以复原。

曹魏西晋时期可以曹植、刘弘墓为代表。上珩AaI式、中珩AI式、璜AaI式、下珩AaI式、珠A式（图十二：1）。如前文所述，魏晋组佩的整体风格修长清秀，给人玄洞之感。传《洛神赋图》中，顾恺之对曹植所作：“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也有所描绘：曹植由二侍者扶持，立于华盖下，左手提组佩，躬身向前欲作赠送状（图十三：1）。组佩上珩与中珩、下珩体形修长，作长翼蝙蝠状，与出土早期组佩样式一致。但所绘组佩中并无璜装饰，组佩中珠玑连缀，盛为华美，这与绘者的个人感官的艺术化有关。魏与西晋组佩无明显的变化，可通归为一类。

西晋晚期，组佩样式由修长向短宽发展，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当涂西晋晚期墓所发现刻绘组佩，其复原后当是组佩中最华丽者。由于被盗，发现时上部珩缺失，中珩未见，璜缺一件，但上部珩可以库迪回洛墓Ab式上珩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刻纹描金朱雀流云纹为本；其所出一件刻青龙Ab式璜与故宫博物院一件刻白虎璜应左右配置；下部为刻玄武流云纹Ab式下珩。此类组佩白玉线刻描金，整体给人感觉艳丽动人。组佩以四方灵物为蓝本：上朱雀、下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分别以示四方，充分体现了组佩的制定与当时社会风尚结合的巧妙(图十一)。

东晋早期组佩整体上从西晋早期的修长向短宽转变，典型的一组如温峤、高菘家族墓。AaII式上珩、AII式中珩、AaII式璜、A式珠，同西晋晚期刻纹型制一致（图十二：2）。东晋晚期组佩可以南昌东晋墓与恭帝陵为代表。AaIII式上珩、AIII式中珩、C型珠的组合复原（图十二：3），整体呆板，一改前期的流畅感。下部出珠及珩的不见，当与墓葬被盗严重有关。

图十

北朝组佩与南朝组合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迄今最早发现北朝组佩的吴桥东魏墓中莲型Da式上珩，与北齐娄睿墓中组佩相比较，不同点在于：“典型南朝式”中珩以琥珀蹲兽所替代 ，下部无梯形珩，上下构件由蹲兽间的大量珠饰装点连接，这一点在北齐库迪回洛墓中也有体现（图十二：4）。而大量使用珠玑与当时佛教盛行装饰珠玑不无关系，如河南博物院藏北魏常岳造像（图十三：2） 、北齐武平七年的宋始以库迪回洛墓出土Ab式上珩、当涂晋墓出土刻青龙Ab式璜及与故宫博物院一件刻白虎璜，刻玄武流云纹Ab式下珩复原图（中珩及珠的情况不清楚）。其基本涵义即是用四方灵物为蓝本：上朱雀、下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分别以示四方。

图十一

兴造像（图十三：3） 及龙门药方洞武平六年道兴造像（图十三：4） 上即有典型组佩样式的珠玑帷幕。可以说“南朝式”即以BaI式上珩、BaI式璜、A型珠、琥珀蹲兽及大量珠饰所组构而成。此类连组方式在敦煌305号窟内北壁藻井上部四角所绘帷幕（图十三：5） 及401窟北壁龛顶垂幕（图十三：6） 装饰类似。

“典型北朝式”在西魏、北周时期似乎体现得更加突出，以吕思礼、王士良、李贤为代表的，用简单的半圆形Db式上珩、BaI式璜、B式或AaIII式下珩加上环形器组构（图十二：5）。其中以环形器作为中心连接的与“南朝式”琥珀蹲兽连接有相似之处。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所藏西安出土的隋代早期石雕观音像上的组佩 ，即是由环形器为中心连接

点，可以说此类样式在隋炀帝定制前仍然存在（图十三：7）。

图十二

西安小南寨的零散组佩构件，由于出土数量有限，只能大致复原为：BaII式上珩与AaIV式下珩，璜与珠的情况不甚清楚，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一件阿弥陀佛七尊像，协侍菩萨后部组佩帷幕可作复原参考（图十三：8） 。北周武帝孝陵所出组佩明器可复原Bb式上珩、BaI式璜的组合（图十二：7）。

隋代组佩当是直接继承北周晚期以小南寨为典型样式发展而来，其中如姬威墓中组佩，其又加一中珩，当为“典型”南朝式的一种“复兴” 。从现有的两批典型隋代组佩资料来看，中珩并非为固定型制。隋代组佩复原如：BaIII式上珩、BaI式中珩、BaII式璜、AaIV式下珩、B型珠（图十二：6）。如《历代帝王图》所绘隋文帝组佩结于腋下革带之上，分布于身体两侧（图十四：1）；出土资料的有东晋高崧家族墓、北齐库迪回洛墓、北周李贤、王士良墓等组佩皆出于身体旁侧。

唐代组佩的复原可分早、中、晚三段及组佩步摇的复原。早段以隋代即“贞观改制”后所制定BaIII式为框架的大小“双佩制”为代表，如永泰公主墓所出当为大小双佩；大佩由BaIII式上珩、BaII璜等为代表；小佩则以BaIV式上珩等为代表。其中所缺失者，可以用冉仁才墓中所出下珩进行复原（图十二：8）。从宋人摹绘《凌霄阁功臣画像》中的王圭像可以看到，其旁系组佩，其间贯以珠饰，按笼冠当为魏晋遗风推测，摹本中玉佩当与早唐相一致（图十三：2）。

中段以李贞及独孤思贞、华文弘等墓出土作为依据：BaV式上珩、BaII式中珩、AaIV式下珩、BaII或Cb式璜、D型珠（图十二：9）。

晚段以张九龄墓所发现组佩构件为代表：CI式上珩、BaI式中珩、Cb式璜等（图十二：10）；唐末僖宗靖陵所发现琉璃组佩构件如：CII式上珩、AaV式下珩相组合（图十二：11），类似于此的还有南唐二陵所发现的一件刻纹残上珩及素面下珩（图十四：3、4）。帝级组佩发现较零散,可以传世资料中当以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中所绘大佩为复原参考（图十四：5）。

型小的组佩型步摇构件的复原，可依据懿德太子墓中石椁门扉两侧女官头上所钗组佩步摇为准，又可按上珩的早、中、晚变化划分为三期：早期如吴王妃杨氏墓BcI式上珩、BbI式中珩、Ac式下珩、Bb式璜、D型珠；中期如窦承家墓BcII式上珩、Bb II式中珩、Ac式下珩、Bb式璜、D型珠；晚期如齐国太夫人墓BcIII式上珩、BbI式中珩、Ac式下珩、Bb式璜、D型珠（图十二：12）。

六 结语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所以章德也。” 组佩制度正是在此类思想上逐步完善、

加强起来的。先秦至汉以来，组佩制度没有完备的制度定式。自汉以后，组佩制度在定型、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损减，始终都遵循着上珩、中珩、璜、下珩、珠的组构方式。可以说中国组佩制度的演化和定制即在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并且也是中国组佩制有对应实物可寻的源头。

图十三

图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