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生社会公德现状的调查数据分析
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社会公德内容归纳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五部分，而调查问卷则主要是基于这五部分来设计的。这些题目既涉及学生面对某一事件时的道德选择，也涉及学生对某一事件的道德评价。
1、文明礼貌
作为知识分子，大学生给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讲文明懂礼貌，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当问及“日常生活中，是否说过脏话（如‘他妈的’、‘Fuck’等）”时，老生承认经常说的竟然占到了27%，偶尔说的占到59%，只有15%的从来没有说过。而刚结束军训新生的状况也不容乐观，经常说的竟然也有18%。看来，脏话问题已非个别现象，而洋脏话也已泛滥，这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大学生的形象。当问及“在校园里遇到老师，会主动打招呼吗”，12%老生选择“很少打招呼”，39%选择“多数会打招呼”；而新生分别是1%与40%，另外新生选择“会打招呼的”，占到了52%，远大于老生的34%。高校里，师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12%老生“很少打招呼”或许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而新生则由于尚未跟老师全面接触，对于高校老师的形象，则还停留在美好的想象中。作为高校老师，如何让新生对自己形象的想象与现实的落差不至于太大，是应该引起关注的时候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生们经常遇到的，即“公交车让座”问题。老生选择“一定会让座”的占到64%，而新生则更好一些，占到80%；选择“从来不让的”，老公有4%，而新生则为“0”。
在“文明礼貌”这一部分，老生的总体表现不甚理想，而新生则要好的多。问题是，一旦新生成为老生，会如何呢？
2、助人为乐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学生从幼儿园起就被一直教导与鼓励的，至大学生时，已有十几年了。现在的大学生在“助人为乐”这一部分表现如何呢？当问及“一位老人在马路上不小心跌倒，自己爬不起来，恰巧就你一个人在场时，你会怎么办”时，老生中选择“上前把他扶起来”的有65%，而新生则多达74%。之所以设计这一问题，目的在于确认06年的南京“彭宇案”及类似案件是否对学生的心理产生恶劣影响。有人说“彭宇案”让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下降30年，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却有事实依据，因为自此以后，关于“见老人倒地而不敢或不愿前去帮助”的报导屡见诸报端。然而这次调查结果却显示情况并非如此严重，以至于笔者开始怀疑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因为在教学中，当笔者问及此类问题时，学生第一反应是“不敢扶”，怕被讹上。也就是说，类似于“彭宇案”的案例经过互联网等媒体的宣传后，已对广大国民心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至于65%与74%这两个看起来还比较乐观的数据，或许是“助人为乐”这一内心良知的第一反应，而是否能由“知”转化为“行”，就不得而知了。
当问及“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小偷正在偷一个女士的钱包，你会怎么办”时，老生只有14%选择“挺身而出，当场抓住小偷”，而“装作没看见”的竟然有14%；新生的数据分别是12%与7%，更不理想。这个数据让人心里发冷，选择“装作没看见”实质上是纵容了小偷。而广州、深圳等地小偷横行的原因，除了相关部门执法力度不够外，是否与广大市民选择“装作没看见”有一定的关联呢！换句话说，维护社会治安不光是警察的任务，也应该是国民的义务。近年来，针对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中，“见义勇为”被改为“见义巧为”了，建议学生遇到小偷偷东西、耍流氓等问题时最好拨打110报警。问题是，“见义勇为”是一种道德冲动，是人的良知的本能反应，当这种本能反应不再被提倡时，学生是否会怀疑自己的这种善的冲动并扼制它呢？其实人的很多道德行为都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一旦理性的患得患失思想出现时，“装作没看见”也就不奇怪了。对于大学生而言，助人为乐也好见义勇为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良知冲动。一旦这种冲动在社会上消失了，除了抱怨世风日下、今不如昔外，我们更应该去思考的是这种冲动消失的背后原因。
3、爱护公物与保护环境
校园的优美环境与完整的公共设施对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然而，大学生是否会时时处处维护这种与自已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呢？当问及“公共卫生间的水龙头忘了关，正哗哗流水，你恰巧经过，你会怎么办”时，老生有85%选择“随手关上”，而新生更是高达97%，；当问及“夏天上完课，同学都走了，剩下你一个，你会把无人使用的风扇关掉吗”，老生有77%选择“会”，而新生则为88%。这两个问题，学生的表现非常好。当问及“在校园里吃过食物后，你会随手丢食品袋吗”时，老生有5%选择“经常”，“偶尔乱扔一次的”占到42%，还有23%选择“得看周围有无垃圾箱了”，只有29%选择“不会”的。如果是校外的话，这个数据可能还要有变化。新生的数据为：1%经常；38%不会；39%偶尔乱扔一次；22%看周围有无垃圾箱。另外，在学校里践踏草皮、随地吐痰、乱摘花草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很显然，在保护环境这个方面还有待提高。
4、遵纪守法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大学生多不愿触及，这一点还是有别于社会的，但在纪律方面，则另当别论。当问及“上课时，你会把手机调为静音或关机吗”，仅有58%选择“会的”。大学教室里“上课请关手机”的提示随处可见，这既是学校纪律，也是一种道德要求，然而仍
有很多学生视而不见。笔者上课算是比较严格的，但是课堂上依然会时不时的有铃声响起，而在课堂上旁若无人的接打手机的学生也不罕见。上课发短信、玩游戏、看电影(MP4)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新生选择关闭手机的高达86%，相信高校教师能感受到这一问题上新生与老生的差别的。问及“大学生同居”问题时，老生只有7%反对，而支持者竟高达42%；新生17%反对，28%支持。虽然新生比老生更守纪律，但是28%的支持率也足以让人震惊了。大学生在“性”的问题上，其开放程度已远远超出笔者的估计。面对“性”问题，“堵”、“导”还是“任其发展”，是家长、学校与社会必须认真面对的时候了。
二、大学生社会公德特点与原因分析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并结合与部分学生的座谈，基本可以看出大学生社会公德状况呈现出如下特点：
1、道德观多元化与复杂化
社会公德的这五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遵守起来并不困难，对于常年受正规教育的大学生而言，应该是道德的底限。虽然多数老生能按照公德的要求去行事，但落实到每一项，多则半数少则20%的老生是达不到公德要求的。可以想象，完全符合这六个方面的学生的数量会更少一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德观虽然依然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已非一统天下了，其它的道德观、价值观已经对社会主义道德观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道德观的多元化与复杂化有其家庭背景、学校背景与社会背景。
首先是家庭成员的道德水平参差不齐。一般来说，读大学前子女主要跟父母等亲人生活在一起。父母等亲人无论是如何的小心，其思想总是会或多或少的通过其言行表现出来，并对子女产生重大的影响。“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作为其子女，是无法避免父母道德思想潜移默化的。然而，父母们的道德素质既有高尚的，也有一般的，更有卑鄙的，这就使得学生的道德素质也随之产生一定的差别。父母等亲人的道德水准是影响大学生道德素质的首要因素，而这也正是学校很难干预的。
其次是高校教师本身的道德观具有多元化特点。高校教师多有硕士或者博士教育背景，有不少还有留洋经历，思想较本科生而言，更复杂也更自由。反应在课堂上，每一位教师并不能保证自己的语言会时刻与社会主义道德观保持一致，相反，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完全相反的言论。而在校园生活中，教师的不文明举动也同样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比如教师随手乱扔烟头，教师上课接打手机等，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再要求学生不乱扔垃圾，上课不接打手机，难度就很大了。再比如，辅导员、班主任跟学生尤其是班干部的接触中，有可能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表现出来。这一切，都令教师的形象大打折扣，相应的，学生的心目中高尚的“大学教师”也就会变的“不过如此”。这样，学生怎能“尊师”？所以，大学生道德观的多元化跟教师道德观的多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的话值得我们沉思。
最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非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在社会上大量存在。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今天已有30年，这期间我们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同时也得承认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令人担忧。上世纪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其实就是对当时中国
道德滑坡现象的批判与反思。时至今日，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依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近年来出现的“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毒大米”等现象，其实正是反映了部分中国人追求“金钱至上”而导致道德沦丧的事实。再比如，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号召中国富人裸捐，但是真正响应号召的富人却是寥寥无几，“为富不仁”的批判声遍布网络。而最令人心寒的莫过于“做好事，不得好报”的怪现象，南京的“彭宇案”被认为是典型的代表。另外，西方的性自由观念也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国，而各种诋毁政府的言论也时常出现在各大论坛。这一切，不断的通过互联网传入大学校园，冲击着大学生的头脑。面对这种冲击，传统的道德说教已力不从心，大学生的道德观偏离主流而呈现多元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之，大学生道德观的多元化、复杂不是某一因素造成的，是学校、社会包括家庭环境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道德“知”“行”脱节与道德标准的双重化
“知”“行”脱节问题早已引起很多教育工作者关注，而本次调查数据则很好的为这个结论提供支持。问及“在食堂打饭，遇到有人插队，会如何反应”时，“老生”中选择“马上制止”的仅占11%，60%选择了“心中抱怨”，16%选择“视而不见”，有超过7成的大学生明知应该通过言行去制止这种不道德行为，可是他们却选择了沉默。换句话，道德对于多数学生而言，仅是停留在“知”的层面，而已无法去“行”了。类似的问题“有人在自习室里大声打电话，你有何反应”时，仅有16%的学生选择“上前制止”，42%“希望管理员加强管理”。发现“公交车上一妇女的钱包被掏时”，选择“假装看不见”与“赶紧走开”的占18%，虽然有多达60%的学生选择“通过眼神或者动作提示这位女士”，而实际上这种提示能起多大作用本身还是未知数，换言之，没有多少学生会见义勇为了。
道德知行脱节跟另外一个问题相关联，即道德标准的双重化，简言之，希望别人能遵守道德而自己则不一定；希望别人能见义勇为，而自己最好退避三舍；极端一点，整个社会都能遵纪守法而唯我例外。其实面对插队现象时，大家都希望有人出来制止；遇到在图书馆里大声打电话的同学时，大家都希望有人站出来提醒他，而实施一行动的人可以是任何人，唯独最好不是自己。道德标准的双重化表面上是对“自己”跟对“他人”标准的不统一，实质上是自身在道德“应然”与“实然”问题上的背离，即“知”与“行”的脱节。
道德“知”“行”脱节原因多由以下引起：
首先是外因的影响，包括社会道德环境不佳、学校德育不力、互联网负面信息毒害等。当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在利益的驱动下，缺德但不违法的事屡有发生，重义轻利的传统美德受到严重冲击，而“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情已不是一次两次。这种事情经过媒体的大力宣传后，一定会对学生心理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即在面对“义”时是不是要“勇”为则要三思而后行了，因为这种“勇”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目前的学校教育也有诸多问题：大学主要表现为“德教”的缺乏，而中小学则表现为重道德知识而轻道德实践。一所大学是否成功不是看其学生的道德水平高低，而是看其出了多少科学家、著名学者、政治家及企业家。同样，用人单位在招聘学生时主要看专业水平的高低，而能反映专业水平的东西无非是文化课成绩证明、各种考证等，而道德素质则很少有人关注。为了工作，大学生必须重专业知识以至于无暇顾及道德修养（实际上，除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外，大学很少有其它的德育课程），相应的，其道德意识可能会日益
弱化，这直接影响“知”本身以及向“行”的转化。而中小学思想品德课的考核竟然是以笔试的形式进行的，也就是说，一个学生的品德是否达标不是看其在实际生活中“做”了什么，而是看其在试卷上“写”了什么。这样就向学生传递一个错误信息：道德重在“知”而不是“行”。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学生以后的生活中出现“知行脱节”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另外还要指出的是，大学生每天都要接触的互联网往往是道德的真空，这片区域里的言行一般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从而会弱化了学生的内心约束机制，进而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
其次是内因的作用。一是心理尚未成熟。大学生刚成年，其心理尚未成熟，知识虽然丰富，可是阅历浅、生活经验太少，对事情的认识容易限于表面。换言之，他们没有形成稳定的道德信念，容易为事物的表象所迷惑与牵制。当遭遇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思想时，往往无法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德信念，甚至产生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完全相反的举动。二是大学生有着很强的从众心理。生活于同一个集体中的大学生，他们的思想与举动往往很相似。在承认思想与举动的相互同化有利于集体团结的前提下，也必须要注意它的消极作用。比如，大家都知道考试作弊是一件违反诚信的事，可如果一个宿舍的多数同学都作弊了，那么大家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羞耻感了。而老生多达80%的作弊率则说明，这种本是违背诚信道德的事，对大学生而言已习以为常了。在同样，都知道打饭时应该排队，可当你发现很多人都不排队而是插队时，你自己就有可能做不到“洁身自好”而加入插队的行列，“知”与“行”就这样被分离了。毕竟，中国人相信“法不责众”。
总而言之，道德“知”“行”脱节的原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由于这个问题并非本文的重点，故仅是简单粗略的阐述。
3、老生道德水平明显低于新生
对新生的调查数据是单独统计的，在对比时发现，新生的数据明显优于老生。比如，“公交车让座”的问题，老生“一定会让座”的为64%，而新生为80%；遇到老人在马路上摔倒时，65%的老生会把老人扶起来，而新生则为74%；上课时，有58%的老生会关闭手机，而新生则为86%„„在22道题目中，新生的各项数据几乎均优于老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奇怪的现象。面对这组调查数据，我们似乎可以说：经过高等教育后，学生的道德素质明显下降了。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接受的结论，笔者作为高校教师更是不愿意授受。那么，如何去解释这个现象呢？是学校的教育不力，抑或有其它的原因？笔者分析如下：
首先，新生的道德水平确实高于老生，但与高校的教育无必然联系。
中国的初中、高中教育多侧重于应试，文化课成绩是衡量学生是否优秀的主要指标。在这种环境下，再加上家长的压力，学生只能全身心的学习文化课，相应的，其生活圈就会变的很小，社会关系一般也是非常简单。换句话说，中学时代的学生思想并未过多的受到社会的负面影响，还是非常单纯的，这种状态会在大学继续保持一段时间。同时在升入大学后，其身分是“新生”，对学校的生活与学习环境还很陌生，人际关系也还未成熟，因而处处保持一定的克制，以最佳的形象展现给同学与老师。而对大学的景仰及对自己“大学生”身份的自豪感，也导致他们时时处处约束自己，以与自己的身份相符合。另外，本次调查是在军训刚刚结束之后，即入学后的第四周，军训的积极影响尚未消失，学生的纪律性与使命感较之入学前也是大大提高。上述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使得新生展现出比老生更好的道德风尚。为什
么成了老生，其道德水平会下降呢？众所周知，大学的学习任务非常轻，而生活上又相对比较自由，这种环境下，长年生活在应试压力下的学生往往会突然失去自我，不知该去干什么，生活也暂时的失去方向，表现出无聊、散漫的特征，自我要求也会慢慢的放松。同时，大学生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社会，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而高校教师的一些自由观点、言论等也会冲击他们多年形成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这一切表现在道德行为上就是：消极、独善其身，甚至放纵。
综上所述，新生的道德素质确实暂时高于老生，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非高校教育使然。而笔者以为，要改变老生道德下滑的现状，必须审视中国从小学至大学的德育体系，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单纯的道德说教已力不从心。
其次，这组数据是从“知”的层面得出的，与真正的“行”无关，因而存在一定的假象。
由于条件的限制,本次调查只进行了问卷与面谈调查,而由此得出的新生道德素质高于老生的结论也仅仅是“知”的统计数据，与“行”没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老生的数据虽然不高，但不必然意味着实际生活中“缺德”；新生数据很高，不必然意味着实际生活中“有德”，也可能“知而不行”。当然，大学生道德知行脱节的程度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大学生社会公德现状的应对措施
中国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四有”人才，其中“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这些数据所体现的大学生公德水平确实不高，而有些数据之低令人担忧。无论是高校教育者还是政府相关部门都应该给予这个问题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效的改良措施。以笔者之见，要提升大学生的公德素质，以下两个方面值得重视：
1、形成健康的社会道德回馈机制
行善之人固然不应要求被施助者给予报答，但并不等于行善之人不应该得到报答。这种报答或者来自被施助者，或者来自政府及民间相关部门。一般来说，道德的维持主要有三个途径：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及内心信念，前两者是外在的，可以理解为良好的道德环境，而后者主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行善之人的“善举”既可能是出于外在的道德环境，也可能源于内心的信念。如果是前者，那么其“善举”必须得到来自社会或者被施助者的表扬与报答，否则，就说明这个社会不具备良好的道德环境，缺乏了外在的监督与压力，此类“善举”很难发生。如果“善举”源于内心信念，那么也应该得到来自社会或者被施助者的表扬与报答，因为人非圣人，很少有人的道德修养会达到为了善而行善的境界。换句话说，行善者应该得到应有的褒奖，其才会保持强烈的内心信念。总之，行善之人不应该要求回报，但不等于没有回报。
然而，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回馈机制并不令人满意。“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一再发生，让很多行善之人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甚至要为“善举”付出后半生的代价。曾经有些媒体建议，能否考虑由政府为行善之人的“善举”所带来的各种损失买单，这虽是一个好的思路，然而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文件问世。中国人讲究“明哲保身”，在没有相关保障机制的保护下，面对“义”是时能否“勇”为肯定要三思而后行了。而2006年南京“彭宇案”的判决理由及结果更是让世人明白，仅凭一颗善良的心去做好事实属鲁莽，而如何确保自身的安全必须是在“善举”前就要考虑清楚的。这些事情，直接对中国人包括青年学生的道德信念形成强烈
的冲击，进而影响“知”到“行”的有效转化。
所以，健康的社会道德回馈机制必须尽快形成，以保护行善者的利益及给予其相应的奖励，从而促使更多善举的出现。
2、重视道德实践
知行脱节是中国德育体系的一大顽疾，使青年学生的道德思想形成“重知轻行”的错觉。相关的教育部门应该把德育的重点放在道德实践，并以道德实践的结果来作为考核学生道德素质的依据。而各级学校也要纠正“重智轻德”的错误做法，把德育置于其应有的地位。
总而言之，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学生公德水平不容乐观，这需要家庭、学校及社会共同努力来改善。
参考文献：
[1]林琼斌.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缺失分析[J].江西教育科研，2007,(3).
[2]毕海燕.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公德现状及对策研究[D].山东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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