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１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墨子教育公平思想初探文／黄艳摘要：建立在“兼爱”、“所染”思想基础口号，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民可此，需要尽可能地确保“天下匹夫徒步之上，以“尚贤”、“尚同”为理论来源的墨子教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述而》）的愚士”与“父母”、“学”、“君”的教育权，通过教育公平思想，主要表现在坚持了教育机会民教育。传统儒家的教育对象，有着“唯上育“教天下以义”，方可实现其“兴万民之和教育权利的最大公平。墨子教育“上说智下愚不移”的品级性规定和偏见，不是面利，除万民之害”的功能。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徒”，于教育对向人民大众的教育。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二）教育机会公平享有象层面和具体教育实践层面实现了教育机家学派，多半是由当时的小手工业劳在教育实践中，墨家倡导“强说人”、会占有和教育权利享有的最大公平可能，动者中上升的“士”阶层，他们的阶级基础“行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从而尽可能地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必然与劳动平民有着本能的联系，其教育扩大了教育受众面积，使劳动人民在生产关键词：教育公平；兼爱；所染；尚贤；尚同主张自然深具人民性色彩。墨家学派在阶劳动之余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儒一、墨子教育公平思想内涵级构成上，主要是社会最底层劳动者。墨家教育思想相反，儒家的“礼闻来学，不闻子本人就是熟悉各种手工业技艺，常年着往教”为墨家所不赞同。《礼记＊曲礼篇》（一）教育权利公平占有“短褐之衣”，吃“藜藿之羹”，甚至连“藜藿”中说，“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教育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墨子那里，这样的野菜稀粥都“朝得之则夕弗得”（《墨不闻往教”，表述的是礼必须首重学者主动首先因为教育是“天”这一最高权利的化身子・鲁问》）的人。他深知底层劳动人民疾求教，若不愿来学，教亦无益的观点。既如所内在规定了的，是“天之所欲”（《墨子・苦，不遗余力地倡导“有力者疾以助人，有此，儒家教育在前提上就自动放弃了许多天志》）。囿于生产力实际，墨子所处社会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道德常施教机会，人为地缩小了人们的受教育机视“天”为社会最高价值准绳，是衡量一切识，就是希望通过天下有道之士的教育来率。墨家则不然。墨子主张教师要采取主行为可否的道德标尺，加上皇权僭越了使人们树立“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动积极的态度，其“强说人”教育主张强调，“天”的无上权威，故而，“天”同时兼具法律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道德观念，代表即使人们不来请教，也应主动上门去教，问评判的功效。但是，又正是在“天”的名义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小私有则答，不问则讲。他说：“不强说人，人莫之下，封建统治阶级将种种合自身利益的话劳动者和平民的利益”，也表达了劳动人民知。”不仅如此，墨子还强调“行说人”。他语以“天”的名义来教导、愚弄、规制人民，渴望接受教育并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的愿说：“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在“天命”的安排和预制下，人有九等（一官望，反映了底层劳动者维护自身教育权利也？”（《墨子＊公孟》）同时，在施教者积极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娟九儒）、命的利益诉求心声。主动性上，他对儒家所采取的“君子若钟，有贵贱，教育或者被教育，只是部分达官贵再次，墨子在教育实践中着力维护大击之则呜，弗击不鸣”以及“叩之以小者则人的特权。有鉴于此，为使天下人公平地众教育权与受教育权的公平占有，不断鼓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的被动答问的教享有教育权，墨子将教育权和受教育权上励天下“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学态度，坚决反对。墨子之教，不仅有问必升到“天”的高度，大力宣传教育或接受教下》）、“有道始相教诲”（《墨子・兼爱下》），答，而且“不叩必鸣”，即使受教育者不问，育乃“天欲”，任何人都不可违抗。在《法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更多贤良之士来作用出于“义”的需要，教育者亦需主动说教。仪》篇中他如是说到，“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于社会，使社会健康发展。墨子积极高扬施教者的积极主动，可直接扩大教育的受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人世精神，平生立志于“兼爱”基础上的“一众面积，为“学术下私野”起到催化剂的作则止。”教育既是“天之所欲”，因此，凡天下同天下之义”，其“尚同”主张贯彻于教育实用。这是其一。“有道者”，都应积极从教（“有道相教”《墨践，就是教天下人以仁义道德，因而教育承其二，墨子自幼“学儒子之业，受孔子子・天志》）。墨子“天欲”论，为教育权的担着“教天下以义”之使命且兼具“有功于之术”，其教育观深受孔子的影响。孔子按神圣不可侵犯预制了一条无可置辩的论天下”之功能。但是，当其时，墨子注意到照“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广收门徒，成为据，这样就从根本上揭开了教育为官府所“天下乏义”之时弊，指出“天下之为父母者孔门弟子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绝非难事。孔把持的理论虚伪和龌龊意图，为普通民众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子曾言，“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寻求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墨子・法（《论语＊述而》），可见条件很一般，只要自其次，墨子从自身阶级立场出发，强调仪》），“父母”、“学”（士大夫）、“君”（封建统动奉上千肉（惰）作为师生见面礼，就可成教育需要面向大众。墨家学派的教育思治者）三者皆“仁者寡”，缺乏“爱人”之心、为孔子门徒。而墨子则更为干脆，要成为想，在阶级属性上与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德治仁德，故皆不可为治理天下之贤良。墨学门徒，不问身份尊卑、不问地域远近，出来的向新兴地主阶级转化中的儒家有质同时，“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不问年龄大小，只要尚义即可，更无需“干的区别。孔子虽然喊着“有教无类”的教育下以义者功亦多”（《墨子・鲁问》）”。因肉”。墨子一生尚“义”，将其视为教学双边１８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万方数据ＷＯＲＩ。Ｄ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１人文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他在劝人学习时说：“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岂独我义也哉？”（《墨子＊公孟》），表明了人人皆有受教育机会之可能。同时，墨子不仅在家广收门徒，如“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还主动上学生家门去劝学，其足迹还踏遍各国山山水水，遍及鲁、齐、宋、魏、楚、卫、赵等国。墨子的教育对象除了“巫医农工百事”之外，他还多次面见楚王、卫大夫、齐太王、宋王等王公大人，宣传其“兼爱”理想，鼓吹“尚贤”、“尚同”政治主张，真正身体力行了“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徒”之教育公平理想。二、墨子教育公平思想基础？兼爱、可染墨子所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民之“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得不到根除之社会根源，在墨子看来，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而别相恶。他认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考察的结果，是“不相爱”。“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天下人不相爱，则“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为此，墨子概而言之，把人们之间的不相爱，人人自私自利，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的深层原因找了出来，在于“别”。即“别”是天下最最的东西，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日，别也。”（《墨子・兼爱下》）有鉴于此，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宣称要通过教育人们用“兼爱”思想消除“别”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认为“兼爱”乃“圣王之道”，是害除利兴，国泰民安之根本保证。尚同所谓“尚贤”，用《礼记＊礼运》的话来解释就是“选贤与能”，治国平天下任用贤能，此乃为政之根本，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保证。《墨子・尚贤中》首先批判了统治者们自相矛盾的使能之法。批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尚知选好裁缝制衣，挑好屠夫宰牛羊，但对于治国平天下此类大事，却糊涂透顶。“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则使之，面目佼好则使之。”（《墨子・尚贤中》）对于此等行为，墨子讥讽他们是“明于小而不明于大”，甚至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夫亲戚、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矣。”（《墨子・尚贤中》）所以，墨子以为，国家富强、人口富庶、社会安定就必须尚贤，为此源，由此他看到了教育的必要性。当其时，儒家倡导的“宿命论”不仅嘲弄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尊严，而且也无情的打击个人奋斗欲求。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窠臼中，人的主体意识往往被扼杀于摇篮，主体能动性被封建伦理纲常从根本上压抑，得不到张扬。有鉴于此，墨子从染丝工匠染丝活动中悟得真理，得出人性可以改变，改变的前提是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感化。《所染》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亦变。五入毕而已，则为五色也。”因此他认为，一如染丝，人及其人性通过教育，不仅能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可以扬善弃恶。三、墨子教育公平思想来源？尚贤、首先，国家实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推行义务教育阶段减免所有学费，各地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关爱留守儿童教育、关心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等，就是“兼爱”思想在新世纪的新表现。进一步而言，如果说儒家“亲亲尊尊”之爱是维系中国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家族一私有一国家”之文明路径的纽带，那么墨家“兼爱”就是现代社会和谐师生关系的前提。其次，墨子教育公平论着重从教育权利占有和教育机会享有两方面把握公平内涵，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教育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意识到天下混乱的原因是没有正长，不能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拔贤良为天子，使之从事一同天下之义事务，务必使天下“人人各义”局面不复存在。四、墨子教育公平思想的时代意义公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参照；再次，墨子教育公平思想以“兼爱”为理论基础，以尚贤尚同论为理论源泉，从受教育者角度出发，将教育公平理论建立在切实的经济利益和现实的政治利益基础之上，最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尤其是“手工百肆之人”的积极性，使得教育公平论不再脱离于具体生活实践。成为飘浮于虚空的纯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教育公平事业建设不无启示意义。最后，墨子教育公平论强调要“一同天下之义”，就是启示我们在教育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要在全社会持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切实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伟大工程，切实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输力、渗透力和吸引力。他疾呼“尚贤为政之本也”，《尚贤中》要求王公大人“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意在警醒为政者。至若贤人如何施政，首当其冲的，是尚同，即用仁义来统一天下。墨子通过考察国家、政权起源的原因，认为原始社会时期，国家还未产生，天下人人各义，即“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参考文献：［１］程方平，中国教育问题报告［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８３．［２］罗织，中国德育思想史纲［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７８．儒家践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语，人异义。”（《墨子・尚同上》）这种“一的愚民教育，在于儒家认为人有贵贱、智愚之别，而墨子则从人性“善少恶多”立论，尖锐批驳了儒家愚民教育，闪耀着人性主义的光辉。墨家认为人性之中不好的部分“恶”比好的部分“善”要多，这也就是“父母”、“学”、“君”三者皆“仁者寡”的人性根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到了当时代就会使人争斗不止，社会不堪。因此，“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下》）就显得十分必要。他在《墨子・尚贤中》如是论述到：“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３］孙中原，墨学与现代文化［Ｍ］．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８６，７６．［４］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作者：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万方数据企业家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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