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

浅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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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

自公元前22世纪末的夏建立至公元1911年清朝的覆灭，中国历经了十多个朝代的变迁，四千多年的王朝统治。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来看，这四千多年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一是夏商周至秦，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处于一个较为松散稳定的状态，说其松散，是因为夏商周三代基本处于相对较为原始的部落联盟状态，缺乏一个强力的，其形式类似于近代社会出现的邦联制国家，尽管开国的几代君王都有意识的加强政权的权力，也建立了权力相对更加集中的，但随着开国的君王逝去，权力不可避免的由缺乏强力人物的王室向各国诸侯手中转移，导致权力的多极化；说其稳定，是因为夏商周三代实施的分封制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起到了权力的分散与制约作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使得各国之间互相掣肘，达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格局，这一点从夏商两代五百多年、周代八百多年的统治时间就可以得到佐证。这一时期虽然持续时间与之后秦到晚清的时间相差无几，但从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及其政治制度对中国整个政治制度史的影响来看，夏商周至秦的政治制度更像是一个萌芽，有着对整个政治制度史影响深远的东西，如宗法制等等，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显然不如后两千年深远，因而其发展趋势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的发展趋势。与这一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到晚清的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演变既有其独有的特点，又具有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演变的一般规律，因此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的演变规律也基本可以从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变迁中总结得出。

自秦始皇建立秦帝国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就进入了一个和之前迥然不同的时代，具有了集权不断加强，君主不断强化，人才选拔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鲜明特点，而这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的主要演变规律。

建立集权政治并不断加强集权，削弱地方权力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关于和地方关系的主要发展规律。应该说，集权政治的建立是对秦以前纷乱的政治权力格局的一个重新整理，使之前多元化的政治权力回归统一，最大程度的减弱了像春秋战国这样纷乱局面的出现。尽管如此，但权力失落、地方权力扩大以致强弱对比失衡仍然成为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因此秦以后的历朝历代也不断吸取前朝覆亡的原因，不断加强权力，削弱地方权力，这也成为集权不断强化的又一动因。汉代的七国之乱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尽管汉初已经将全部异姓王削除、改封同姓王，但几代之后具有血缘关系的皇室与诸侯王之间在巨大的政治利益面前依然反目成仇，诸侯王悍然举起反旗，在叛乱初期竟然无力应对，被叛军直逼长安城下，弱干强枝的弊端可见一斑。

为实现不断加强集权、削弱地方能力的目标，历代统治者都苦心孤诣的构建他们心中最为稳定的政治制度。从汉代的推恩令和削国设郡到两宋的重文轻武、强干弱枝，再到蒙元的行省制、明代的三司分权制，君王们从地方的行政机构设置、地方职权的互相

制约、行政区域的划分、对地方的定期监察等方面着手，不断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减轻地方割据的趋势，期间虽然也有反复，如唐代曾设立节度使等，但集权不断加强的整体趋势并未受到影响。

与地方关系相类似的是权力的不断集中，直接表现为君主权力不断加强。事实上，君主是与集权相辅相成的，不信任地方和，所以有了集权制。同样鉴于权力的排他性，君主不信任事实上代行部分皇权的大臣们，所以有了君主。理论上来说所有的权力都系于皇帝一身，但人力有穷尽，皇帝也无法凭借自己一个人来管理庞大的帝国，处理繁杂的事务，所以他需要将自己的权力下放给大臣们代为行使。秦代的三公九卿就是以此为目的设立，太尉、丞相、御史大夫三足鼎立，分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这也是历朝历代中臣权相对集中的时候。在秦以后的王朝兴衰中，君权和臣权的斗争始终是帝国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从汉代中朝外朝之分到隋唐三省六部分权，到两宋复杂的行政机构，再到明代废丞相设内阁，到最后清代设军机处，皇帝们将不得不下放的部分皇权不断细分，从机构设置、任命、职权划分等方面予以制约，以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皇帝独享最终裁决权。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明代的文官集团凭借其庞大的规模、优秀的人才以及皇帝的昏聩基本左右了整个帝国的走向，中明以后的皇帝虽然在名义上依然享有最高权力，但事实上已经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来管理运转整个帝国，在皇帝不理朝政或者后继

无人之时，文官集团依然可以使整个帝国继续运行，皇帝成为了事实上的虚君，这也是古代中国最接近近现代政治制度的时候。等到了清代军机处设立之后，臣权只能彻底匍匐于皇权脚下，再无与皇权一较高下的机会，从而使君主达到了顶峰。

人才的选拔与评审，是建立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度化、规范化成为其发展变化的趋势。

自公天下覆灭，中国社会进入家天下以后，夏商周三代官制通常采用世袭制，诸侯、卿、大夫的爵位与领地往往父传子、子传孙，世代相承。战回商鞅变法，废除贵族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赐予爵位的“二十等爵”制度，但官爵基本上仍是世袭的。

西汉文帝为了询访政治得失，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中选者即授以官职。东汉末年，曹操当权，提倡“唯才是举”。曹丕继位，采纳吏部尚书陈群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负责对本籍士人进行考察，根据才能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等九个品级，供朝廷按等擢用。这就是所谓“九品官人法”。曹芳时，司马懿执政，任用各州世族豪门为大中正，评品士人只重视出身门第，而不论真才实掌，从此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也就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护士族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至隋唐，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行科举制度。由官府过定期举通行的科目考试，依据成绩优劣来选拔人才、分别任官。科举制度的正式产生，以隋炀帝创置进士科为标志。唐代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除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算诸科，凡

五十余种。制科是皇帝临时诏令设置的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上百种。宋以后，科举均用经义，殿试前三名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明清两朝以“四书五经”文句为考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按照朱熹的《四书集注》。光绪年间推行掌校教育，科举制始告废止。

从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军功爵制”到汉朝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尤其是延续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对巩固以集权制为特征的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集权不断加强，君主不断强化，人才选拔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具有了同时期其他国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稳定性。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里，先辈们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开创了自夏商周始从未断绝的灿烂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也因为对中华文明的构建和发展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成为后人研究学习的政治制度典范。其完善的权力监察制约体系、选拔任用的方式制度、对的定期考核评价等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依旧有着极为重要的鉴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