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贵州教案成因刍论

清末贵州教案成因刍论

陈亮

摘

要：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

接将其定性为“异端邪说”，并提出打击天下，皆认为天主教包藏祸心，“侦探华人情方教会势力疯狂涌入中国，在传教特权的庇护下，天主教在中国大地引发了多起教案。本文以贵州教案为基础，分析了国人对天主教的态度及其原因，表现了权力的失衡对天主教发展的影响，由此揭示出天主教改变传教策略所引发的国人认知态度转变背后的动因，为学界研究及中国天主教当下传播提供了些许镜鉴意义。

关键词：天主教；贵州教案；成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取得了传教特权，肩负传播天主福音使命的西方传教士发出“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召唤，挟风雷之势、纵汪洋之姿，“愍

不畏死”①

地涌入中国内地。在贵州传教

的法国传教士肆意妄为，对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激起了贵州封建官府和平民大众的强烈反抗，引发了教会势力与贵州官绅民众之间的教案纷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贵州教案始末天主教传教区域，1576年教区成立，但在全国性禁教的大背贵州首次纳入

景下，传教活动只能在地下进行。自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以后，传教士有进入内地

传教的自由，并享受地方官府“厚待保护”的特权，中国信徒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受到保护。这一“传教宽容”对来华传教士来说意义非凡，摆脱了以往在内地隐蔽传教的模式，开始以“崇高者”的心态收获中国人的灵魂。

在“传教特权”的光辉笼罩下，贵州主教胡缚理僭越风俗礼制，在一百多名教徒簇拥下直奔巡抚衙门，引起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的拒斥和反感，以田兴恕、何冠英为首的贵州守旧势力遂发出了

扑灭洋教的“秘密公函”②

。“秘密公函”驳

斥了条约中天主教“劝人为善”的说法，直-140-

主教的办法：“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直接冠以“外来匪人”的罪名，随时驱逐，禁教

得力的会得到封赏，包容私庇的会被罚。表明了对待天主教的官方态度，直接导致了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的发生。

青岩团务道赵畏三在端午节教民冲突中，根据田兴恕的命令直接焚毁青岩大修院，处死了四名教徒，贵州主教胡缚理当即向驻京法国公使馆报告，向清提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方正处于谈判紧要关头之际，开州教案发生了。开州知州戴鹿芝将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和四名抗捐的教民凌迟处死，将其首级悬

于城门示众。法国公使馆联合英、

美、俄等国联合向清施压，要求赔偿一切损失，擢取更大的现实利益。

青岩与开州教案的处理，完全体现出了清的“羁縻”之策，在维护清廷面子的基础上，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和退让。这一做法使新任贵州巡抚兼提督张亮基为确保贵州不再发生教案冲突，极尽讨好胡缚理，扫清天主教发展中的一切障碍，为天主教传教大开方便之门，对于任何阻碍天主教传教的人，“定即严拿究办，处以违

抗谕旨之罪，决不辜宽”③

。天主教成为了

贵州社会的特权阶级，

在贵州更加肆无忌惮，民间更流传出了“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④

的俗语。

二、天主教的形象窥探1.异端邪说的鬼教

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传播的危害具有深刻认识，如沈葆桢言：“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宁可外国人获取商业利益，也不愿天主教传入中国，渗透进中国人的信仰之中，危害到传统的封建礼教伦常。于是，大批传统知识分子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

事，欲服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存觊

觎”⑤

，遂撰书述文批驳天主教的教义教

理，如《辟邪纪实》《天主邪教入中国考略》鬼教该死》等。对天主教的抨击，尤以抨击耶稣为甚。《擎天柱》语“及研究耶稣猪精之实，则知与中华狐精相类，而淫凶更甚。其称太子者，犹中华愚夫愚妇称狐精为仙姑云耳。”《鬼教该死》说“他那拜的鬼头，名叫耶稣太子，上画一鬼像，又塑一个鬼像，赤身露体，只穿一条裤，钉在十字架上，说这鬼头是被仇人害死的，所以鬼子鬼孙鬼婆都想念他，怜悯他。”以“耶稣太子”称呼耶稣，说他是“天猪精”，对耶稣的形象极尽污蔑诋毁之能事，并直言天主为“天猪”，洋人为“羊人”，将天主教与邪魔外道融合，使国人从心理认知上抵制天主教，旨在抨击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2.招惹不起的教会

如前所言，拥有传教特权的天主教不受清朝官府的管辖，传教士所犯罪责一律交由该国大使馆根据本国律例予以制裁，其使传教士不受清王朝律法的制裁，反而受到官府的“加意保护”。传教士将治外法权扩及中国教徒身上，吸引了大批教徒，“其入教多远来侨寓之人；或门户单弱，畏人欺凌者，倚之为保障；或犯罪潜逃，匿迹其中；而狡黠者藉为护符，亦所不免；求其实心从善者寥寥矣。”如若教徒触犯了刑法律令，传教士则“借口毁教压人”，地方官不得不依照传教士之意办理，遂出现“见教士则若天神，视平民则如鱼肉”的现象。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传教士权力也不断增大，16年衙门颁发《地方官接待传教士事宜》，将天主教教中品秩与中国政阶品秩等同，如贵州教区主教与贵州巡抚同级，地方须以贵州巡抚的规仪拜见贵州教区主教。天主教上升

“秘密公函”《文化空间到了与清廷同等的地位，传教士愈发难以自持，民众更是畏之如虎，稍稍忤逆便会招致飞来横祸。

3.别有用心的慈善

交通闭塞、医疗教育条件落后的贵州，为天主教“慈善传教”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基本前提。19世纪中期的贵州，民族战争风起云涌，各地战火纷飞，人民衣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由闭塞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民众心理上的不适应，必然会使其寻找一种应对机制进行调试，因而产生了对引起社会变迁的洋人洋教的仇视，这种仇视在短期内使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即使显性的战争未能爆发，隐性的文化抵制却始终持续着。天主教本着“用十字架征服中徒，实施反间计诱降了义军高层将领，直接导致了义军的，迅速走向衰败。不久，胡缚理又派司铎任国柱到新城劝降，虽未成功却也动摇了军心，为兴义保卫战的失败埋下了思想种子。在贵州各民族战争中，胡缚理利用外国传教士第三方的身份介入战争，在扩展传教范围的同时，积极争获军功，借此向清擢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扩大天食无着，家庭死伤离散，战场哀鸿遍野。国”的目的，在中国行事嚣张，引起社会的

天主教兴办的孤儿院、学堂和药房为动荡不安的社会提供了一片栖息的净土，肉体的治疗和心灵的慰藉归信了大批亟须救赎的灵魂，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

然而，教权的强盛必然会削弱政权的权威，田兴恕等人害怕天主教影响力的扩大威胁到政治统治，于是说天主教是“最为害人”的“异端邪说”，号召对天主教严厉打击。显然，这一打击手段是有效的，伴随着查抄教堂、驱逐教士、逮捕教徒等一系列行动，坊间也开始流传出各种不利于天主教的言论，说其“大逆不道”“败坏伦常”“挖人眼睛”等。最初，民众对于这些传闻并不信服，可是随着“传教特权”的日益坚固，传教士和教徒的行为愈发不受约束，民众们开始走向天主教的对立面，以往天主教济世救人的形象逐渐破灭，民众以更加鄙夷的态度憎恶天主教的伪善面孔，愤恨其慈善行为的别有用心。

4.神秘新奇的技艺

工业的先进科技制造出了大量的奇巧物品，剔透的玻璃瓶、精巧的钟表、神奇的照相机等，打开了中国人的科技视野。对普通民众来说，西方的先进科技充满着神秘和新奇，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也运用科技产品吸引了大量的民众，许多民众因为不了解科技产品的原理，以为是超自然神灵的显圣，从而被其“超常”的现象征服而信教。

“科学辅教”是传教士对华传教的策略之一，为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入教，传教士出版了许多科学刊物，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将天主教教义与科学技术知识相结合，从自然的形状与构造中体察出神的睿智，通过探究自然证明上帝的伟大，使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归服于科技的魅力之中，间接地接受天主教的教义教理，对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也有了全面系统地了解，同时也为中国

人客观地看待西方宗教文化奠定了基础。普遍不满，其形象遭到社会有意识地污蔽，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三、贵州教案的成因解析1.趾高气扬的教界

不可否认，天主教促进了贵州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贵州社会的进步，但却掩盖不了其“中华归主”的初衷和渴望。传教士凭借传教特权的便利，深度介入中国内

政，掠夺人民财富，其行为愈发肆无忌惮，目的昭然若揭。

（1）深度介入内政。“权力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将会成为特权阶级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必然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贵阳教案解决之后，天主教插足政治与军事领域，进一步擢取更大的利益。

政治上，天主教干涉词讼，包庇教民，往往“地方官为求息事计，每求必应”，以至于

“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忿争，偶拂其心，教士则饬词上诉”。天主教中国教区主教也意识到传教士干涉司

法的不良后果，

遂规定：“教士应当慎重考虑，不包揽教友的俗事，这是不关于宗教事务的。不要庇护违法的教友，不要支持他们的诉讼，因为他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及地方”。从侧面反映了传教士确实有包揽诉讼的事件发生，并且已经到了发布教规明令禁止，缓和与清之间的矛盾。然而，却通过由下而上层层转呈的方式，天主教的态度依然是主导，案件的往往被蒙蔽，冤情难以得到伸张，正义的天平被天主教所操持，纵容了传教士干涉司法的行为。

即使军事领域，天主教势力也多有涉猎。青岩开州教案结束伊始，胡缚理主动参与贵州各族人民战争，进行瓦解起

义的活动。他利用宗教身份亲近回教信

主教在贵州的影响力，天主教在贵州的势力开始走向巅峰。

（2）广纳不法教众。早在1861年，恭亲王奕就上奏同治皇帝：“（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约，唯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者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贵阳教案的发生与天主教徒的嚣张

行为不无关系。一部分教徒之所以奉教，并不是由于天主的感召欣然归附，而在于倚恃天主教的“福利”跳出清廷律法的约束，从而肆意胡为。

在未开放教禁以前，传教士在贵州秘密传教，不少信众感受到耶稣的爱而皈依，即使屡遭禁绝，仍有信众前赴后继倾听内心的声音，追随耶稣的脚步。然而，传教特权使传教士“扬眉吐气”之后，逐渐

忘却了耶稣圣心的仁爱，愈发追求世俗权力的膨胀，一味关注教徒人数的增长，以此向罗马教廷邀功。大批社会渣滓、地痞流氓、赌棍无赖趁机入教，传教士一概接收，并把治外法权扩大到中国教众身上，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中国

教徒遂逃避于清王朝律法之外，倚恃传教士的庇护更加肆无忌惮。对于这种恃教行为，传教士不但清楚他们的行为动机，而且还助纣为虐，乐意培养这些爪牙，在中国人身上榨取更大的利益。

（3）大肆聚敛财富。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条有“归还教产”的规定，条约将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以前的禁教定名为“谋害”，推翻康乾时期的禁教令，承认没收传教士教产的行为是对传教士的“谋害”，同意“归还”教产。在这一旨令颁发之后，全国掀起了“还堂”的风潮，传教士不顾历史上是否确有教堂存在的事实，“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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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教民，文化空间制霸占了大量土地财产，迅速建立了传教事业的根据地。

在华的传教士不乏怀着虔诚之心弘道者，但权力的放纵使得大多数传教士“为着享乐，为着抓钱”，纵容教徒强买强占、低价骗索，“广置田宅，经营藩息，川至云贵，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赁代表的洋务派开始介入，崇实、劳崇光、张亮基等人在处理教案过程中，明显偏向天主教一方，即使在田兴恕的罪责问题上有争议，也仅仅出于“有伤国体”的“阋墙”之心，改变不了其妥协退让的本质。

贵阳教案结束后，贵阳知府多文因执至于天主教徒的其他行为，只要稍微损害百姓的利益，便会有群众传言：“教徒里都是些土匪流氓，听人说两年前刘家小儿被拐的事，就是他们干的；街头杨家的二女婿就是教徒，整天游手好闲，偷隔壁的张寡妇被打了出来，把老杨头都给活活。对于这些事情的真假，百姓行“秘密公函”被罢免，却因投靠胡缚理，给气死了”

屋，概凭大道生财”。跟随天主教的“十字架”旗帜，帝国主义的商旗也随之而来，以先进的生产力制造出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冲击了内地的小农经济，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却也使得传统的手工业者生活难以为继，招致他们对机器的仇恨，对洋人洋教的反感。

（4）普施疗疾之法。白斯德望是贵州天主教的中兴者，他所开创的“兴建教堂、开设宣教点、培训本地传教人员、兴办医馆、学校”的传教模式，为此后贵州教会所沿袭。截至1887年，全贵州共设立药房传教手段，17所、孤儿院慈善事业确实取得了斐然的成8所、学堂135所。作为一种绩。医院在医治患者肉体之时，顺带将教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中去；孤儿院是幼儿接受新世界的视野之窗，将其宗教理念融入童年生活之中，成为其一生根

深蒂固的影响；学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以知识的形式教授着教的教义教理，培养了大批本土的传教先生。

然而，这些以传播天主教为目的的慈善行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却改变不了“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初衷。“孤儿院和药房的建立，主要目的是给外教小孩子付洗。准备一个小匣子，里面装三样东西：一点药、海绒、一本小册子。把这小匣子交给一个教友，叫他们用药医病，医不了，用海绒蘸水给小孩子付洗，付洗一定要在小册子登记。这办法收效很大，教友们为了使小册子不要留下空白，拼命地找巧去

给小孩子付洗。据统计，1872—1884年，外教小孩子在临终受洗人数达8218人。”天主教利用慈善事业的扩张，终于招致清的不满，衙门提出建议，第一条就规定“不得私自收容孤儿，建孤儿院”，但收效甚微，天主教依旧以慈善之名积极传教。

2.羸弱的政界

在贵州教案的处理过程中，保守派的代表田兴恕、何冠英严厉打击天主教，直接导致了贵阳教案的发生，而后以奕䜣为-142-得到胡缚理的信任和器重后，很快官复原职。受教案波及的纷纷效仿，传教士胡缚理成为贵州炙手可热的政界新秀，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贵州的升迁罢免。此事很快传向民间，百姓无不瞠目结舌，心思各异，有的气愤清的腐朽，有的嗔恨天主教的飞扬跋扈，有的不满多文等人的无耻行径，也有人看到天主教会的政治特权而欣然归教。对此，清的

默许态度使天主教得寸进尺，在贵州社会掀起了更大的风波。

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同时也彻底破灭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文化优越感丧失，文化自卑感越来越强，传统旧学逐渐被边缘化，西学成为社会主流，洋胰子（肥皂）、洋布、洋车、洋画等洋货成为风靡中国的时髦之

物。对传统文化的自轻自贱的民族心态，使不少人心底深处弥漫着强烈的崇洋情结，精致奇巧的洋货成为拉拢清廷的重要手段，“这些东西（洋货）都是进身之阶，其作用像油脂一样，可以用来润滑事务的轮轴，使之更容易转动”。“拿人手短”的在对西方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更加的亲近友好，为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

大开绿灯。

3.推波助澜的民间

受社会上对天主教的谣言污蔑以及天主教徒不法行为的影响，普通民众很容易以偏概全，对天主教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反感，以至于排斥天主教的一切活动，对

天主教的慈善行为也恶其余胥。集体无意识的社会民众对事物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的导向，社会普遍谣传天主教挖小孩眼睛，那么在他们看来，事实就是天主教挖小孩眼睛，跟随社会大潮流，总不至于被社会所排斥，然而正是这种对事实的“随大流”，中国的“祥林嫂”层出不穷。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不仅天主教的行医受到抵制，同时孤儿院也传出小孩的传闻，民众对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更充满了抵触情绪。

们并不追寻其实际，或当做茶余饭后的闲谈，或当做工作之余的解闷，也许事实的并非如此，但传得多了，在群众

之中就形成了对天主教的印象，而这个印象正源于真假难辨的坊间谣传。展迅速，19世纪下半叶，在贵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教成

权力膨胀的天主教发

果，但在其“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愿景下，肆意干涉中国内政，重数量轻质量地发展教徒，纵容教徒聚敛财富。这些恶劣行径致使民间怨声载道，对其慈善行为也愈发排斥，清的默许纵容、民间的恶意谣传，使其形象雪上加霜，终于在庚子年间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猛烈抨击了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天主教开始转变传播策略，采取更适合中国处境的宣教方针，改变了以往天主教的恶劣形象，

加快了天主教本土化的进程。引文注释

①福建师范大学编京：中华书局，2000:97.

.清末教案（第四册）[M].北②宝鋆[M].,二辑沈云龙，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台北：文海出版社，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同治朝）：卷六1966:620-621.

③曾国藩至理名言”“承示驭夷之法，.引自曾国藩：《复李中堂》以羁縻为上，，载诚为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10.

④周恭寿，北：成文出版社，修.续遵义府志1974（卷：19.

30宗教）[M].台⑤宝鋆六[M].,等修沈云龙，.筹办夷务始末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同治朝）：卷七十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7041.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转型视野下天主教民间信仰化研究”（编号：研人文2016026）]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