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释名》声训的再认识

对《释名》声训的再认识

作者：常亮

来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1年第03期

摘 要：作为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和探求词源的重要方法，声训在概念、范围及其目的等方面仍有诸多争议。本文以《释名》中先秦两汉声训为例，探求声训在我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声训 《释名》 史学观点 局限性

声训是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也是一种探求词源的重要方法。关于声训的概念、范围及其目的，各家仍有争议。笔者认为，声训是用音近音同的词来解释被释词，并探求词源的方法。声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声训应限定在先秦两汉时期，此时的声训尚不具备因声求义的系统理论；广义的声训即利用音同或音近的词来释他词，这里包含了宋人的“右文说”和清人的“因声求义”。

此外，关于“声训”的价值与意义，很多人褒贬不一。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1]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释名》声训）指出研究词义不一定拘于形体分析，从语言着手来探求‘义类’和声符的关系，给语言学研究别开一番天地。”[2]因《释名》是先秦两汉声训之集大成者，故试以其为例，探求狭义上的声训在我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一

声训材料很早就出现了。“黄季刚先生以为，《大戴礼记》载虞史伯夷之言‘明，孟也；幽，幼也’是最早的声训。按虞舜时间算，距今已有四千多年了”。[3]再如，《周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兑，说也。”此时的声训尚处于萌芽状态，在方法上没有条例，多数利用音义关系来阐明其政治观点，带有浓郁的说教色彩，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声训。

到了两汉时期，以声通义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尔雅》《方言》中屡见声训实例；《说文解字》“以声训者十居七八”[3]。在此基础上，东汉末年的刘熙完全用声训之法解释词义、探求词源，明确提出声训的目的，成就了我国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声训词典《释名》。比起之前的声训，《释名》声训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规范的声训条例形式。①被释词+声训词+意义联系说明，如《释疾病》：“疚，久也，久在体中也。”《释姿容》：“画，绘也，以五色绘五象也。”②被释词+意义联系说明，如《释州国》：“河南，在河之南。”《释衣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③义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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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释词+声训词+意义说明，如《释水》：“注沟曰浍，浍，会也，小沟之所聚会也。”④义训+被释词+理据说明，如《释地》：“下而有水曰泽，言润泽也。”⑤被释词+声训词，如《释言语》：“败，溃也。”《释姿容》：“伏，覆也。”

《释名》声训规范的条例形式，也是对之前散见声训的整理和规范。《释名》条例明显受到《尔雅》的影响，但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有所取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规范的条例。如《尔雅·释山》：“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曰砠。山夹水涧……”《释名·释山》：“石载土曰砠，砠，胪然也，土载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释名·释水》：“山夹水曰涧。涧，间也，言在两山之间也。”

（二）完全用声训之法释词义、探词源。《释名》以声立训，取字以“音同或音近”为总原则，这同之前的注释和训诂书中的声训不同。如《说文解字》中的声训与汉字形体紧密结合，并从属于形训，属于文字学式的训诂。如《说文·日部》：“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从一，象形。”《说文·月部》：“月，阙也，太阳之精，象形。”“朔，月一日始也苏也，从月屰声。”而相应的《释名·释天》：“日，实也，光明盛实也。”“月，阙也，满则阙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苏也，月死复苏也。”“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字。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两者相比，训释词义的方式大不相同。《说文》一般在声训之后表明六书结构，以明文字形义联系；《释名》在声训后多阐述事物命名之所以然，既旨在穷尽名物之源，又脱离形体束缚，属于语言学式的训诂。

（三）明确提出了声训的目的——探求语源。正如《释名·序》所说：“夫名之余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这表明刘熙有意运用声训的形式，是为了“知其所以之意”，所释之词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可见其着眼点不再局限于解释经典词语，而是释物探源。 在声训实践中，刘熙建立了一定的体系，即“义类”，据此可触类旁通，由已知推求未知。如《释言语》把意义相近或相反的词排列在一起，“言、语、说”，“善恶、好丑、缓急”等；《释形体》把人体各个部分有关联的器官的词语排列在一起，“鼻、口、舌、齿”等。据此可见，刘熙对词汇系统的理解和词义分析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而其探求语源具有客观性。因为他是在研究各种语言现象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这种以音同音近之字为考察对象，有意识地证明名必有源、源循音推理论的训诂方法，相比之前的声训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

（四）采用描写语音学的方法描述汉语读音，并利用方言进行比较，开创了汉语语音学研究的新领域。在此之前，古人常用直音，或用读若，而《释名》开始探索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方面去描写读音。如《释天》：“天，豫司衮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远也。”“风，衮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汜也，其气博汜而动物也。青徐言风，掓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其中舌腹、舌头、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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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唇、口、开唇等，都是根据发音部位对语音加以分析描写，并记录了不同方言区的不同发音。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未能留下确切音值，但对于一千七百年前的古人而言实属不易。 由上可见，《释名》以声立训，探求“百姓日称”的声义同源之“指归”，既超越了文字形体本身的束缚，又摆脱了为经学服务的附庸地位。为语言而研究语言，是语言学式的释义和溯源，从而使声训真正进入了语言学范畴。 二

《释名》以声训为立书之本，也因声训备受争议。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刘熙的声训，跟前人一样，是唯心主义的……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黄季刚《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有《释名》而后知名必有义，义必出于音。”“声训同条，可观《释名》，嚴九能谓《释名》多牵强，非也。”[3]争论的焦点在音与义的关系上。

以今天的语言学观点看，在语言发展初期，音和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也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民族文化中不同音的原因。正如《荀子·正名》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这些约定俗成的音义联系经过社会反复使用，并逐步稳固下来，进而互相制约。“异于约谓之不宜”，音义之间形成稳定联系，不能轻易更改，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语言的语音形式（即音节）是有限的，语言中的意义却是纷繁复杂、变化发展的。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语言中的某一语言形式有可能同时表示不同的意义，语言的交际功能决定要有新词新义的产生来适应社会的发展。由于人们心理上的联想作用和社会习惯，以及汉语音节有限性的特点，对于意义有联系的词，人们往往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来表示，大量的同音词和近音词由此产生。它们产生的主要途径并不是增加新的音义结合体，而是依靠原有词语的假借、孽乳等方式来创造。这时音义的联系便具备了必然性。具有相同或相近语音形式的词群便具有了某种共同的意义，形成了词族，即“义类”。同时，某一语音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同时表示不相关的几种意义，这样意义无关的同音词和近音词便产生了，音义联系也就具备了复杂性。

可见，音和义的关系是需要辩证看待的。它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就具体语言来说，音和义在萌芽时期基本没有联系，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两者的联系有了具备必然性的可能。这种音义的辩证关系也正是《释名》声训的依据及其局限性的原因。

一方面，刘熙看到了“新词都是沿袭旧词产生的，故名源皆可推，方法就是从同名或近音的同义词里去找。”[4]借用王宁的源词和派生词的概念，可以将《释名》声训概括为： 1.以源词训派生词，用源词来说明派生词音义的直接来源。《释水》：“山夹水曰涧。涧，间也。言在两山之间也。”这里“间”是“涧”的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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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派生词反训源词。《释亲属》：“子，孽也，相生蕃孽也。”“子”本义是出生婴儿，“孽”为生长，“子”是“孽”的源词。

3.同源派生词互训，之间没有直接的派生关系。《释形体》：“胫，茎也。直而长似茎也。”“胫”和“茎”都是因直而长得名，二字同源，究竟孰先孰后很难判断。

三种声训中只有第一种推出了派生词的直接来源，后两种则起到了间接推因的作用，这是由于词族中各个词的词义有共同的特点，可以从其相通的意义中加深对被训词词义的认识。比如《释宫室》：“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这里“窗”和“聪”都含有内通外达之意，为同源词。虽然“窗”为具体概念，“聪”为抽象概念，但用后者释前者，无疑增强了对前者的理解和对“于内窥外”的认识。《释名》声训以及汉代其他书籍中的声训都以后两种为主，用必然性的观点来分析其系统，自可见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音义联系的偶然性和复杂性造成了音同音近而义未必相通，或者义通而音未必相同相近的现象。这样，全部采用声训的《释名》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陆宗达和王宁客观地指出了《释名》的局限。首先，《释名》声训把音义必然联系的范围扩大，把一切词语的音义看成有机联系的系统，否定了音义联系约定性，从而作出了一些缺乏根据的声训。如《释形体》：“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释山》：“山，产也，产生物也。”其次，以文字假借为词语的同源，混淆了文字书写和语词的衍生。如《释言语》：“信，申也，言以相申使不相违也。”最后，刘熙由于缺乏对名源的理性认识，致使其声训有一些明显的任意牵合、主观臆断。如《释饮食》：“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饮，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饵，而也，相黏而也。”这些声训难以让人信服。

但应当看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声训也不例外。《释名》声训是那个时代环境的产物，包括社会和语言理论的环境。因此，我们不能将在今天看来的错误归结于某一个人，更不能就此抹杀声训的进步性和对我国语言学发展的贡献，否则将有失客观和公允。 三

从广义声训讲，随着人们对语言的音义关系认识得逐步深入，声训理论也逐渐成熟，其训诂也在理论基础上不断扩大使用的范围。从《释名》声训到宋人“右文说”，再到清人的“因声求义”说，声训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溯语源、探义根、循词族、明假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从狭义声训讲，《释名》是其集大成者，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一条语言研究的新途径。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它的运用是以古人对音义关系的体会和认识为基础的，并做了力所能及的分析和整理，因此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我们应以史学观点看待声训，看声训在当时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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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做了多少实践和理论上的突破，对后来学者有多少启发和影响，以及在整个语言学史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才能给予声训客观、公正的评说。 注 释：

[1]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2]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黄侃，黄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参考文献：

[1]黄侃，黄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南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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