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２卷第４期 ２０１０年７月 石家庄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１．１２，Ｎｏ．４ Ｊｕ１．２０１０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理路 杨 勇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中国古代“义利之辨”分为先秦、中古、近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Ｙ，．ＣＦ１关系在不同阶段 受具体历史条件影响而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特点。通过分期的历史考察，一般说来，“义”是强 调的重点，但有时“利”也会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 关键词：义利之辨；历史阶段；发展理路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９７２（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４３—０６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范 畴。在中国思想史中，每一时代的思想家们都不可 避免地要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观点。“义利之辨”一方 面涉及人性论，另一方面则是经济伦理的重要基础。 “利他”和“利己”，“义”和“利”，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 长河中，思想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义利之辨”自先秦诸子百家开始，经历了两干 多年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紧随时代而呈现出不同 的特点。因此，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深入探讨 “义利之辨”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理路，具有十分重 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具体的历史阶 段，将这个历史过程划分为先秦、中古、近世三个阶 《论语》里有较多相关记录。孔子说，“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放于利而行．多 怨”［ 】《里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ｌｌＪ《述 。在这 些言语中，他鲜明地反对只顾“利”，而抛弃“义”的 行为，并且把这种差别上升到“君子”、“小人”的不 同的道德水平。 如果仅仅强调上述内容，那么孔子就是一个“子 罕言利”＿１］《子罕》的禁欲主义者。然而孔子的义利观不仅 仅局限于此。事实上，在强调上述观点的同时．他也 不断强调追求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并且主张和鼓励 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合理利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Ｋ里 ，孔子在很多场合 公开呼喊人的这种个人利益之合理ｌ生 甚至他认为， 为了获得这种利益，个人可以不惜“执鞭”而为——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 。孔子到 卫国，其弟子冉有为他驾车，冉有感叹卫国人口众 多——“庶”，并且询问老师在“庶”后的治国方针．孔 子毫不犹豫的回答：“富之。”…《子路》这和他轻视“利” 的言词，又很不一致。 那么孑Ｌ子思想中的“义”与“利”究竟孰是孰非 呢？对于“义”与“利”在不同场合的赞同．反映了孔子 段，并重点选取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思想 流派对“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理路进行讨论。 一、先秦阶段——萌芽奠基时代 回顾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是 思想争论最活跃、最积极、最有历史价值的时代。诸 子百家是中国文化思想形成的阶段．也是“义利之 辨”的萌芽和奠基时代。这里重点讨论孔子、墨子、杨 朱、孟子、苟子和韩非的义利观。这几位思想家的义 利思想在这一时期是极富代表性的。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 创立的儒家学派后来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而关于“义”和“利”的论述，是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 一的一种徘徊，既要不轻“利”，又更要强调重“义”，以 “义”为主。这似乎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外表。然而孔子 毕竟不是一个似是而非“知和而何”的“乡原” 孔子 。孔子的义利观，开中国两千年主流的义利思想 的义利观，实则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体现了中国文 化精髓“中庸”的智慧。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是有 矛盾的，但根本上，却是统一的。这就要求人们在具 的先河。在这个问题上，记录孔子和其弟子言行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６—３０ 作者简介：杨勇（１９８３一），男，云南鹤庆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石家庄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年７月 体经济活动中把握的“度”的问题，对于“义”与“利” 不能太绝对化．避免“过”与“不及”两种片面化和绝 对化情况的发生。 在孔子这里，“义”与“利”的调和 是一个需要个人按照经济的、伦理的等等各个方面 到它的时代性，却将之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 则不断强化，不断强调单纯的“义”而否定“利”的合 理｝生。走上了伦理化偏激的道路。从这个角度看，孟 子的义利观对后代义利观的影响也很大。单纯强调 “义”．在后来成为了正统儒家义利思想的一个最重 要特征和缺陷。 去权衡而决定的一个问题。按照这样下去，“虽百世 其可知也”【 Ｋ为政》。 孑Ｌ子的义利观是全面而深刻的，是以“义”为主， 在“义”的基础上兼而取“利”的义利观。孔子的义利 观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可以说后世每一位思想家 上面的论述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们常常将“孔 孟”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们在义利观的问题上，是 有很大分歧的。孔子的义利观是一种相对全面的义 利观，但却十分微妙和复杂，具有较难的实际操作 性。而孟子的义利观，更加符合秦汉社会大一统的经 济和政治统治方略，因此被不断推崇。孔孟之间义 利观的联系与差别，是我们今天研究先秦儒家思想 史时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苟子已经意识到了孟子的偏激和片面，他在孔孟 谈及义利问题，都无可避免受孑Ｌ子义利观的影响。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孔子以后关于义利观的发 展，并未沿着这样一个合理兼顾的方向走下去。很 快就开始出现了急剧的思想分歧。在儒家的发展史 上．孟子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继续完成和深化了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并且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 自己的发展和修正性主张。在义利观上，他是全面 否定“利”，全力推行“义”，重义轻利的第一人。《孟 的基础上作了一些综合，一方面他讲“先义而后利者 荣，先利而后义者辱”ｐ】《荣辱第四》；但也强调人正常的“欲” 和“利”，“义与利者，人所两有也”翻《大略第二十七’；并主张 用“礼”来节制这种“欲”，即“以义制利” 正论第十 。这 子》开篇孟子与梁惠王对话中“王何必日利”＿２ｌ《梁惠王上》 的论述，直接表达了“义”至高无上，彻底否定个人之 “利”的合理性的观点。纵观孟子的义利观，充满了 鲜明的道德伦理性 是一种融合“义”与“利”的思维。荀子的这种义利观 明显受到战国末期商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影响。总的 说来．他基本上又得到了一个相对兼顾的义利方案， 在一定程度又回到了孔子的观点上。但苟子在后世 任何经济思想，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孟子偏 激的道德伦理导向义利观，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 孟子处在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乱空前、商人活动又相 当活跃的阶段，这些矛盾都较孑Ｌ子所处的春秋末期 大大加深了。这是一个大变革前的黑暗和的时 因偏向法家一派而一直不受正统儒家重视而将其排 斥在儒家道统之外。如韩愈所说：“苟与杨也，择焉 而不精，语焉而不详”』４ｌ《原渤。因此．他的观点并没有 引起后人的多少共鸣和赞同。 以上是对作为思想界主流的儒家思想的义利 代。孟子在这方面继承了孑Ｌ子的儒家观念，对国家 和个人为私利而不择手段的行为，有着深刻的感受。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痛斥国家和个人的私利行为，坚 持用善良的、利他的、温情的“仁义”来改造之。另一 方面，“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 言盈天下” 《腾义公下》，杨朱的“为我”观念在当时思想 界也有很大的空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观的讨论。而先秦时代除了儒家在不断讨论这一问 题外，其他各家各派都在义利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 观点，墨家提倡“兼爱”，“交相利”ＩｓＪ（￣Ｙ），“义，利 也。”ｌ ５ｌ《经上第叶》。主张无条件地爱他人，实际上混同 了义利之间的差别。“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 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提出一种普遍的泛爱论．“兴 天下之利”嘲《兼爱 ，主张集体公利否认个人私利。观 不为也”翻《尽心 。孟子直斥之为“杨氏为我．是无君 也”【２ｌ《腾文公 ，正是在对杨朱“为我”思想的批判中，孟 子更加深了他的“亦有仁义而已矣”嘲《粱惠王Ｌ》的仁义 至上精神。 如上所述．当我们联系孟子所处的时代来看这 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那么其仁义至上义利观的提出 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孟子以后的儒家思想家，却并 未能正确认识和纠正孟子的这些偏激看法．未意识 此言论，墨家义利观实则也是重义轻利。这和儒家 重义轻利的原则有一致性，但不同之处则在于墨家 的义利观铺上了墨家浓厚的尚同、抹杀等级观念的 精神。墨家的义利观代表了小生产者和广大下层农 民的观点，因而具有广泛的阶级性 虽然墨家在后 世于学术层面上默默无闻，但墨家倡导的义利观在 ①《论语・先进》１６条：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日：“师也过，商也不及。”日：“然则师愈与？”子日：“过犹不及。”此条为对孔子辩证法精神 的深刻阐释。 第４期 杨勇：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理路 ４５ 广大下层劳动人民中，具有广泛的基础。在一定的 时刻比如社会时期，农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的 历史时段，能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 总的说来。儒家和墨家是倾向于“义”而轻“利” 的派别。在先秦时代，儒墨两派被称为“显学”，具有 思想统治地位。因此，他们的义利观，深刻地影响到 了后世。 相比之下．以杨朱为代表的思想学派则主张重 “利”轻“义”。杨朱主张“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 为也”囝《尽心 ，这就陷入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在这个 学派看来，为了个人的安危和发展以及享乐。可以不 顾一切去追求。纵观杨朱学派关于利己的一些言论， 相比１ ８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高谈利己主义 的亚当・斯密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遭到了 高举仁义的孟子的激烈批评．斥其为“无父无君”。 如前所述，孟子以“义”为上观点的形成和深化，与其 斥责杨朱高度利己主义观点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倡导“性私论”而 闻名，他们深入论述了人的自私和私利。韩非子说：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 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 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说左Ｊ ‘且父 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 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变，计之长 利也” 《六反》。在韩非子看来，人是极端自私的，人类 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父子关系。都是一种互相之间 的利益关系。韩非深刻揭示出了人之利己本性的一 面。在此人性论的基础上韩非的义利观则是重利轻 义，与儒家完全相反。 但是儒家而外的上述学派在后世却没有多少发 展空间。汉代以渐，中国历代封建奉行“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的，压制和排挤任何与儒家思想 不相符合的思想，因此这些利己主义的思想，几乎在 中国大地上湮没无闻：或者零散地存在于少部分人 的意识之中，被视为异端思想，完全没有形成如先秦 时期那般的思潮。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思想无疑 应作为中国思想史义利观的重要部分，应该对其进 行深入研究．更好地发掘其价值。 二、中古——确立深化时代 这里所指的中古．包括公元前３世纪末期大一 统政治格局确立的秦汉时代到公元１３世纪的宋元 之际，包含了大约１ ５００年的时间。这是一个以统一 为主的漫长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思想继续深入形成 和确立并且达到辉煌的时代，出现了汉、唐这样的盛 世，是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上的高峰。在这个漫长的 历史时期内，商业在秦汉时代起，就作为小农经济为 主的帝国经济的补充部分。被严格地，即“重农 抑商”。在这个背后，是先秦以来儒家“重义轻 利”义利观的强化 儒学发展史上，西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是孔子、 孟子之后的又一个关键人物。汉武帝继位初，即举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由武帝亲自策问。在这场策 论中，董仲舒提出了儒学神圣化和政治化的目标，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进”【．７］《董仲舒 。以及一整套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政权 的汉代的礼乐教化蓝图。针对战国到汉初商业迅速 发展严重危及农业生产的严重情况。不遗余力地继 续强调汉初贾谊、晁错等人的重农抑商观念。在义 利观上，继承孟子的观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Ｉ ７ｌ《董仲舒传》这是 一个相当绝对的论断，董仲舒将动机和目的完全分 割．将“义”和“利”完全割断，只注重动机的纯洁性， 不管结果的功利性。而且他将义利与地位联系起来， 认为“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 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７《】董仲舒 。这 样就“把战国以来逐渐摆脱伦理束缚的经济思想重 新加上伦理的桎梏”罔．可以说董仲舒的这两句话， 打下了其后儒家义利观主流思想的基础。作为中国 封建社会占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重要内容之一的义 利关系，到了董仲舒这里，基本定型了。 在武帝去世六年后（前８１年２月）召开的盐铁 会议上，论辩的贤良文学一方继续深化了孟子和董 仲舒一路的义利观，他们认为“天子不言多少，诸侯 不言利害”，“导民以德归厚，示民以利俗 薄”＿９】《本议篇》。在批判武帝后期以来产生并不断呈扩大 之势的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主的“兴利之臣”［９俐复篇》的 兴利聚敛活动过程中，他们坚持“挠枉者过直，救文者 以质” 《救匮篇》的原则。把“义”与“利”之间的关系继续绝 对化，达到了一个比孟子、董仲舒还绝对的高度。我们 在分析义利观演变发展过程中。对于盐铁会议上贤良 文学的义利观及其影响，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 宋明理学的产生和风靡。是中国中古时代思想 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一个继承孔盂传统， 尤其是思孟学派“正心诚意”，“万物皆备于我”思想， 石家庄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年７月 高度关注人的内心修养的学派。在义利观上，理学 家们继承了孟子和董仲舒、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 基本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其深化到一个相当绝 对的高度．完全否定人的正常欲望与合理之利。程 一方面是固守“天理人欲”的理学家，坚持儒家伦理 本位立场；另一方面许多思想家基于此种经济社会 发展现实和趋势开始对“利”的本质和应有的取舍作 出了新的分析。 北宋中叶的李觏．是一位主张富国强兵的实践 颢、程颐高呼“存天理，灭人欲”，“大凡出义则入利， 出利则人义”．“且警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 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 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㈤制 。朱熹紧 型儒者，在理学上升期提倡“利”的合理性，他说，“利 可言乎？日：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他“反对一 些儒者‘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１：３’ 承二程之意，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如口 鼻耳目四肢之欲，虽人之所以不能无，然多而无节， 未有不失其本心者”ｌ１１倦～。朱熹在他的著作和与他人 的书信、谈话中，不遗余力绝对化地宣传“义”和否定 “利”成为了一条基本原则。他将程朱理学伦理化的 义利观发展到极为完善。 陆王心学是理学的一个分支．和程朱学派在 “尊德性”和“道问学”等问题上有一些分歧，但是在 义利问题上，他们却是基本一致的。陆九渊的学生 陈正己向他讨教“陆先生教人何先”与“辨志”时，他 的回答是：“义利之辨 ”［１２】《语录 》可见其对于义利问 题的高度关注。而其于白鹿洞书院讲《论语》“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朱熹深受感动而请陆 九渊将所讲内容“笔之于简”［１２１￣二｝。，亦说明朱陆义 利观之一致性。而王阳明之心学，要求扫除一切名 利之困扰，其致良知之说，本质上也对“利”完全排 斥。“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纯是天理。”＿ １３ ＿卷亦不 脱理学高举“义”为上的特征。可以说陆王心学的 “致良知”之论下的义利观．更加重视心性，其强调 “义”的倾向比程朱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家“义利之辨”到了宋明理学家时。强调“义” 的绝对地位．否定“利”的合理性的基本观点．已经发 展到了极致和顶峰。朱熹的一句话道出了其特色： “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㈣巷 ｝一。 这是儒家重义轻利继孟子、董仲舒与盐铁会议贤良 文学后的第三个高潮。宋明理学家们最终完成了儒 学义利观的伦理化。而鲜明的以义至上、抛弃利的 思想，也成为了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则。 但我们应看到．一方面是宋明理学对义利问题 的高度伦理化；另一方面，义利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宋代以后，生产力提高，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商 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反映在经济思 想领域，就是义利观开始出现了分歧，而且随着商品 经济的深人发展．这种分歧更加扩大。宋代又久居 贫弱之势，富国强兵，思慕汉唐之风自然而起。因此 的倾向，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ｌ５１。这是中国 历史进入宋以来针对逐渐发展的正统理学义利观出 现的最初的声音。为后来反理学的义利观开了头。 继之而起，南宋在此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以陈亮和叶适为首的浙东事功学派，强调经世致用， 反对空疏之学。以反理学为宗旨，大力强调“利”的实 际意义，陈亮说“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 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 ，鲜明反对理学家消 灭人欲的极端伦理化观点。叶适也说“物之所在，道 则在焉”１１７１５“，实际上就是认为人的“道”和“义”不可 能完全脱离具体的物质利益而存在，充分肯定人的 物质利益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就义利问题反复进 行辩论，在思想史上具有很深的影响。 宋元之际反理学的运动，以现实社会经济发展 为基础，以经世致用为旗帜，充分认识到了人的自然 属性，在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在义利观上 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动机与效果、义与利 的不同层次和范畴等。尽管这些思想还很不全面， 然而这些思想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更 为重要的是，它们已经为明清之际大规模儒学义利 观的思想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因此其价值是 不可忽视的。 三、近世——总结反思时代 元明以渐，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 的特点。一方面，经济上，伴随着商品经济作物如桑 蚕、卷炯、棉花的大量种植以及矿冶业的大规模化生 产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达到了历 史的高峰。形成了密集的商品交易网。产生了一批商 业相当发达的城市和集镇。明代中期在东南沿海出 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的发展对理学 家的义利观造成了事实上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 明代中后期西学被以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传教士传 人中国，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展开了思想的最初启蒙 思潮。而宋明理学在学术层面上也渐趋衰落。一方 第４期 杨勇：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理路 ４７ 面，程朱与陆王之间的分歧加大。而陆王心学及其 的空谈，直斥之为“空疏无用之学”【 《存学 。颜元将 末流在明末又渐入“空谈误国”的死胡同。清代以降， 神州荡覆，促使士人不敢谈义理，埋头整理古籍，于 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的反思，用实践的方式推到 了一个顶峰。颜元提出“以义为利”，将董仲舒“正其 是以考据之学对抗宋代义理之学的汉学兴起，汉学 学者对宋学的批判不断升级。尽管程朱理学一直是 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但种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义利观 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为“正其谊以谋其 利，明其道而计其功”［２２】《四书正误》，这就完全将儒学关 于义利的思想了。颜元的这种对理学性的 批判，被侯外庐称为“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的一支异 军”【 ｐ２４。 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强调“利”的自然人性论又 被重新发现并用新的方式诠释。思想家开始在事实 上重视和探讨“利”的本质．同时对理学的义利观进 进入清代以后．思想界的主流是宗汉学反宋学 的考据学。考据学家对于宋学的空疏看得深切。当 然，作为儒家学者，考据学家对于儒家“义利之辨”的 行反思。这一时期许多思想家都在此问题上做出了 卓有成效的创建。 明后期李贽，乃是一直以来被认为的异端，其对 理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 根本基础不可能有动摇。但宋学此时已成众矢之的， 因此他们基于其考据学风，展开了对理学义利观在 学理上的批评。清据学家讨论义利观的特征是： 他们并不如前人直接谈论义利之辨（这往往是被他 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为无私之说 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 三十二。他关于人对物 质欲望的肯定与追求的赞颂，对不谈“利”的思想的 抨击，在封建时代堪称大胆。观李贽的这些言论，比 们所不耻的宋学方法），而是将这个问题置于他们的 考据学著作中，在著作中以一种“训诂明而义理明” 宋代李觏、叶适等人的反理学义利观的言论，无论在 言辞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要激烈很多。 明清换代，山河倾覆。对士人是一个极大的震 撼。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一代思想家， 的不经意的方式呈现出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焦循的《孟子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等清 据学名作中，实对于义利观多有涉及。如刘宝楠《论 语正义》对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释，已 不再突出“君子”、“小人”的“贵义贱利”的诠释理路， 而将其引入到封建宗法社会的地位差别①。这实际 上已大大淡化了理学家分割义利，以义为上的绝对 色彩。 目睹明亡之变，痛定思痛。对传统学术和思想进行 了深刻的反思，于义利观多有深刻创建。以王夫之 为例，在义利观上，王夫之作为一个儒者，虽然继承 了程朱理学的基本精神，仍然强调“君子、小人之大 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天下之大防二，而其归 一传统“义利之辨”到了清代汉学。其历程大体就 走完了。伴随着清代汉学的衰落以及整个中华文明 的逐渐落伍于西方世界，中国传统“义利之辨”思想 在根本上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导致了义利观的 严重混乱。这种冲击，直至今日还十分猛烈，也并未 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ｌ９１卷＿十。但他已决不是 个继承程朱说教衣钵的儒者了。在另一方面，他 一直陈孑Ｌ子的义利思想，多多肯定“利”的意义。“夫熟 知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立人之道日 义，生人之道日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人害， 人道不生。”【２０＿ｌ卷二五这些言论，和正统理学已经有了 有一个明显的结果。对于现代部分的内容由于超出 本文范围，因此不予以讨论。 很大的不同。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学识渊博 的大儒．其对“义”与“利”的本质和不同层次范畴的 分析，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他将“义”区分为 “一四、综述 本文对中国传统“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 人之正义”、“天下之大义”、“古今之通义”＿２ ，在 理路进行了探索和考察。这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因 为“义利之辨”涉及的问题太复杂。难以用简单的概 括说清楚。大致来说，“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义利 此基础上展开了深入剖析。对于“利”也区分为公私 之利．对于大禹和王安石等人为公利而奔走的行为 予以高度赞扬。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 的义利观，在继承历史、兼顾现实的基础上，具有高 度的理论水平和意义。 之辨”的核心。但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义”与 “利”的强调和侧重程度则有所差别。孟子、董仲舒， 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和以二程朱陆为主的宋明理 学这三个阶段，则是一味偏向“义”的时代。这种精 清初颜李学派，注重实效，深入民众，反对理学 ①对此张丽珠论文《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多有创见，在此引用之。详见《齐鲁学刊））２ｏｏ８年第４期原文 ４８ 石家庄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年７月 神为正统思想所采纳和强化，深入到民众的精神世 题：对于“义利之辨”来说，一味偏向“义”也好，一味 偏向“利”也罢．调和“义”与“利”也罢．我们在观察各 界中，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义利观的主导思想 另 一方面，一直以来，调和的声音亦不绝于史，而这种 种义利思想时，都不能脱离那个时期的具体历史背 景。换句话说，“义利之辨”的理路变迁，是由历史的 挤压造成的。单独、抽象地考察各家的义利思想，是 一调和除了杨朱、李贽等偏激者外，也无一例外不是在 首先承认“义”的前提下来谈论“利”，“义”为地位的 原则是任何人都难以逾越的。而且这种调和往往是 基于两个依据，一为基于人性论的人性中的自私、自 利心理，如韩非、杨朱；二则为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 种错误、片面的研究方法。本文在考察“义利之辨” 时，紧紧与其背后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方式， 希望能对中国传统“义利之辨”有一个更客观和历史 的、整体的认识。 状况，如宋明以来经世学风下反理学义利观的各种 义利思想。在文章最后值得指出一个方上的问 参考文献： ［１】杨伯峻．论语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２］杨伯峻．孟子译注【Ｍ】．北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１２】陆九渊．陆九渊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１３］王阳明．传习录【Ｍ］．广州：广州出版社，２００４． 【ｌ４］黎靖德．朱子语类［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３】蒋南华．萄子全译【Ｍ］．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４】韩愈．韩昌黎文集［Ｍ】．中华书店，１９９１． 【５】墨子［Ｍ 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６． ［６】韩非子【Ｍ】，／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６． 【７］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１５］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Ｍ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 【ｌ６】陈亮．陈亮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１７】叶适．叶适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８】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Ｍ】．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１８】李贽．藏书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１９】王船山．宋论【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２． 【９】王利器．盐铁论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ｌ ０】程颢，程颐．二程遗书［Ｍ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０】王船山．尚书引义［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２． 【２１】王船山．读通鉴论【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２． 【２２］颜元．颜元集ｆ Ｍ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２３】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１１】朱熹．晦庵集【Ｍ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澜阁四库全书 电子版，１９９８． （责任编辑程铁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 ００８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ｂｕ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ａｌｋ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