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毁器”葬俗研究 - 社科网-社科网

孙危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450001）

摘要：本文首先对鲜卑墓葬中出土的、带有“毁器”特征的随葬品进行了初步的分类整理。从载体上归纳总结了具有上述特征的随葬品，即陶器、金属牌饰、铜镜和铜（铁）鍑。随后就鲜卑墓葬中的“毁器”葬俗的来源、鲜卑墓葬中的“毁器”葬俗使用载体类别的多寡所体现出的问题和“毁器”葬俗在拓跋、慕容两部鲜卑互动中所起的作用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分别为：第一， “毁器”葬俗应为中国北方民族一贯的丧葬传统。第二，拓跋鲜卑墓葬中“毁器”葬俗所使用的载体在时代上的变化，既体现了其在发展进程中与外界联系的逐步加强，又表明了其与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进行融合的历史进程，同时还反映出拓跋鲜卑在精神上仍保留了一些民族特质。而慕容鲜卑墓葬中发现的具有“毁器”葬俗的载体在时代上的变化，则可以认为，在民族特征方面，特别是物质类的内容上，慕容鲜卑比拓跋鲜卑保留的要少一些，而且，慕容鲜卑保留的民族特征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内涵。第三，拓跋、慕容两部鲜卑之间的互动不仅限于物质层面，精神方面的也有。 关键词：鲜卑；毁器；互动；民族特质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鲜卑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主要活跃于两汉及魏晋北朝时期。其部属主要有拓跋、慕容、宇文和段四部。对于鲜卑的研究，自近代以降，历史学方面发端于二十世纪30年代，这方面的代表为林慧祥的《中国民族史》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中的相关内容。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则肇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赤崛英三和江上波夫两次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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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头达茂旗百灵庙砂凹地6座鲜卑墓葬的发掘。

自此以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在对鲜卑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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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成绩。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鲜卑的葬俗对于判断其文化属性、族源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内容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先前的学术成果中，从鲜卑整个发展史的角度来全面的对其葬俗进行研究的并不多，笔者所仅见的一篇是金成淑的《慕容鲜卑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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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习俗考》。这其中的主要缘由是：由于考古基础材料和综合性研究论著的缺乏，致使对鲜卑葬俗的认识研究不够深入。

二十世纪90年代至今的十余年里，各地发现的与鲜卑有关的考古材料特别是墓葬层出不穷，同时一些综合性的研究论著也相继问世。这就为我们从很多微观方面来认识和了解鲜卑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由此笔者也认为从葬俗这个角度来考察鲜卑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选取了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种葬俗——“毁器”作为视角，来对鲜卑发展历程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对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的研究比较系统和深入，学界的观点也较为统一，因此本文所提到的鲜卑为拓跋和慕容两部。

从目前的发现情况来看，拓跋鲜卑的墓葬经过考古发掘的约有四百多座，其中发现“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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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葬俗的墓地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内蒙古呼伦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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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扎赉诺尔鲜卑墓群、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南杨家营子鲜卑墓、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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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旗赵家房村鲜卑墓群、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三道湾鲜卑墓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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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右中旗七郎山鲜卑墓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呼和乌素鲜卑墓葬、内蒙古乌兰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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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市商都县东大井鲜卑墓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叭沟鲜卑墓地、内蒙古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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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林格尔西沟子村北魏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北魏墓、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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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群、内蒙古包头市刘二圪梁鲜卑墓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巴图湾水库区鲜卑墓、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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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鄂尔多斯市补洞沟鲜卑墓、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大饭铺墓葬、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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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

而慕容鲜卑的墓葬经过考古发掘的也有一百多座，其中发现“毁器”葬俗的墓地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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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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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通辽市科左后旗新胜屯鲜卑墓地、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毛力吐鲜卑墓、辽宁北票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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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弗墓、辽宁北票仓粮窖鲜卑墓、辽宁北票房身村鲜卑墓、辽宁朝阳王子坟山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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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朝阳三合成鲜卑墓、辽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辽宁本溪鲜卑墓和河南安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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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屯鲜卑墓葬，此外，广布于内蒙古通辽市境内的舍根文化（属鲜卑文化系统）遗存中也发现了“毁器”葬俗。

从目前的分期研究成果来看，这些墓葬基本上贯穿于两部鲜卑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中。具体来说，拓跋鲜卑的墓葬中最早出现“毁器”葬俗的是拉布达林和扎赉诺尔两处墓地（第一期），其时代为公元前公元前1世纪末——公元1世纪末。其后分别有时代在公元2世纪初——公元2世纪下半叶的南杨家营子、三道湾和东大井共三处墓地（第二期）、时代在公元2世纪末——公元3世纪末的赵家房村墓地（第三期）、时代在公元4世纪初——公元4世纪末的七郎山、叭沟、西沟子村、固阳和大同南郊共五处墓地（第四期）以及时代在公元5世纪初——公元6世纪上半叶的呼和乌素、美岱村墓、刘二圪梁、巴图湾水库区、补洞沟、大饭铺和元淑墓共七处墓地（第五期，见表一）。 慕容鲜卑的墓葬中最早出现“毁器”葬俗的是北玛尼吐墓群（第二期），其时代为公元2世纪初——公元2世纪下半叶。其后分别有时代在公元2世纪末——公元3世纪上半叶的六家子、新胜屯、舍根和毛力吐共四处墓地（第三期）、时代在公元3世纪中——公元4世纪初的房身村、王子坟山共两处墓地（第四期）、时代在公元4世纪上半叶——公元5世纪初的仓粮窖、三合成、十二台乡砖厂88M1和孝民屯共四处墓地（第五期）以及公元5世纪上半叶的冯素弗墓和本溪鲜卑墓共两处墓地（第六期，见表二）。 下面我们再对鲜卑墓葬中“毁器”葬俗所使用的载体做个分析。总的来看，“毁器”葬俗主要集中在陶器（包括釉陶器）、金属牌饰、铜镜和铜（铁）鍑几大类随葬品上。具体分析如次。

从拓跋鲜卑的墓葬来看，在拉布达林和扎赉诺尔这两处墓地中，“毁器”葬俗集中在金属牌饰、铜镜和铜鍑这几类器物上。而在南杨家营子、三道湾和东大井这三处墓地中，没有发现具有“毁器”痕迹的铜鍑，取而代之的是陶器，而金属牌饰和铜镜则依然是体现“毁器”葬俗的大宗。赵家房村墓地中具有“毁器”痕迹的遗物为陶器和铜镜。在七郎山等五处时代为公元4世纪的墓葬中，具有“毁器”痕迹的遗物仅有陶器一类，且数量也相当多。在呼和乌素等七处墓地中，除了陶器以外，体现“毁器”葬俗的遗物还有铜（铁）鍑和铜镜，补洞沟墓地甚至还发现一件残缺一耳的铁鼎。

从慕容鲜卑的墓葬来看，北玛尼吐墓群中出现“毁器”葬俗的随葬品仅有陶器一类，且其中一件为侈口舌状唇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种器物恰恰是慕容鲜卑的代表性陶器之一。在六家子、新胜屯、舍根和毛力吐这四处墓地中，具有“毁器”葬俗特征的器物仍只有陶器，侈口舌状唇壶亦为主要器形，且数量也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新胜屯墓地中还发现了口沿有残缺的夹砂敞口长腹罐，而该器物正是具有鲜明的拓跋鲜卑文化特色的器物之一。从房身村、王子坟山这两处墓地中发现的具有“毁器”葬俗的器物来看，除了陶器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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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现了金牌饰。而在仓粮窖等四处墓地为代表的公元4世纪上半叶至5世纪初和以冯素弗墓为代表的两处公元5世纪上半叶的慕容鲜卑墓葬中，“毁器”葬俗所体现的变化仅仅在于，冯素弗墓中出现了口沿残损的釉陶器。

我们以上述材料为基础，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其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究。

一、鲜卑墓葬中的“毁器”葬的来源问题。从考古发现来看，“毁器”这种葬俗史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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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即出现于我国的黄河流域地区。而从中国北方民族考古的角度来看，青铜时代的西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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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墓葬中即已出现“毁器”葬俗。该文化的性质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其属于东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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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土著民族。其后的可能属于东胡文化的青铜短剑墓和诺颜乌拉的匈奴墓葬中也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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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而与鲜卑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的榆树老河深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毁器”葬俗，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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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族属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其应为扶余。至于鲜卑以后的北方民族，其墓葬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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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毁器”更是层出不穷。其中主要有：高句丽、渤海、女真。

有学者认为，鲜卑墓葬中的“毁器”葬是鲜卑在汉文化和其他周边民族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民俗现象，并认为“毁器”习俗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后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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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向东北地区发展。但从上述考古发现来看，笔者认为，鲜卑墓葬中的“毁器”葬更有可能属于中国北方民族一贯的丧葬传统，而不是从其他地区吸收学习而来的。具体来说，由于可能属于东胡文化的青铜短剑墓中发现了“毁器”葬俗，而根据史料记载，鲜卑最初又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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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器”葬当为其中之一。同于东胡，这样前者很有可能也继承了后者的一些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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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鲜卑在其发展中又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匈奴部众，而匈奴墓葬中亦发现有“毁器”葬。因而鲜卑在葬俗方面因袭了匈奴的某些做法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二、鲜卑墓葬中的“毁器”葬使用载体类别的多寡所体现的问题。从鲜卑墓葬中所见的“毁器”葬俗来看，其所使用的载体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铜（铁）鍑、金属牌饰，这两种随葬品可视为具有鲜卑自身文化特色的器物，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鲜卑的族属；另一类是陶器和铜镜，这两种随葬品可看作鲜卑在其发展历程中与外界（主要是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进行互动的结果，换句话说，它们所表现的更多的是鲜卑以外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因素。

从拓跋鲜卑墓葬中发现的这几类具有“毁器”葬俗特征的随葬品来看，铜（铁）鍑和金属牌饰随着时代的变化，数量逐渐变少，最后几近绝迹，只是在第五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铜（铁）鍑；而铜镜和陶器的数量则逐渐变多，其中陶器更是从无到有，直至最后占据了具有“毁器”特征的随葬品的大宗。

对这些变化我们所能提出的认识有：第一，体现了拓跋鲜卑在其发展中与外界联系的逐步加强；第二，勾勒出了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与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进行融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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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第三，由于“毁器”葬俗所体现的更多的一种思想意识，或者说是精神方面的内容，因而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在第五期墓葬中出土的铜（铁）鍑，同时还得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总的来看，第五期墓葬中出土的铜（铁）鍑似乎可以理解为拓跋鲜卑在民族意识上的一种更高程度的自我觉醒和认同。因为此时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已经统一了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虽然就人口的数量而言，其远不及汉族，另外在文化面貌上此时的拓跋鲜卑亦趋同于中原文化。但其所取得的武功不仅远远超越了其先人，就是较之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如匈奴、氐、羌等，以及同属鲜卑的部族如慕容、宇文和段部，也是相当卓著的。由此可知，当时的拓跋鲜卑所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应该是非常强烈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时承继了传统中原文化的南朝对拓跋鲜卑仍有相当程度的民族歧视，《宋书》中称其为索头虏即为例证之一。但拓跋鲜卑自兴起之后，一直是锐意改革，开拓进取，不断壮大。特别是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并进行汉化改革后，拓跋鲜卑在文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丝毫不逊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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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写以及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云岗、龙门等石窟即为明证。综合上述分析后可以这样说，5世纪以后的拓跋鲜卑虽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接受了中原文明的浸礼，并且渐趋融合于后者之中。但在精神上仍保留了相当的民族特质，从今天的民族特征的角度来看，应该就是共同的心理素质。而用具有其族属特征的铜（铁）鍑来随葬应该就是这方面的体现。

从慕容鲜卑墓葬中发现的具有“毁器”葬俗特征的随葬品来看，其类别相对拓跋鲜卑墓葬中发现的同类物品比较单一，仅有陶器（包括釉陶器）和金牌饰两类，且金牌饰也仅出现于第四期的王子坟山墓葬中。

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在民族特征方面，特别是物质类的内容上，慕容鲜卑比拓跋鲜卑保留的要少一些。这方面的例证还可见于两部鲜卑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上，即代表各自族属特征的典型物证。无论是类别，还是数量，拓跋鲜卑墓葬中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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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随葬品均要多于慕容鲜卑墓葬出土的同类物品。其二，由于慕容鲜卑墓葬中出土的具有“毁器”特征的随葬品主要集中在陶器上，因而似乎可以认为，在民族特征上，慕容鲜卑保留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内涵。由于陶器属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物证，而“毁器”葬俗如前文所说，为体现鲜卑族属特征的证据。因此从这些具有“毁器”葬俗特征的陶器可以看出，一方面慕容鲜卑所受到的农耕文明浸染之深，另一方面其所保留的民族特征的生命力之强。

三、“毁器”葬俗在两部鲜卑互动中所起的作用。在第三期（公元2世纪末—公元3世纪上半叶）的慕容鲜卑墓葬中，具有“毁器”葬俗的陶器中不仅有其部族的代表性器物——侈口舌状唇壶，还有拓跋鲜卑的标志性陶器——夹砂敞口长腹罐。这表明，这两部鲜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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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存在着交流。而从二者互动的整个历程来看，这一时期恰恰是最为频繁和密切的。由此可以认为，他们的交流互动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精神方面的也有。“毁器”葬俗即为例证之一。同时，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提升了鲜卑共同的民族意识、加强了其民族自信心。而这一点对于鲜卑的最后壮大是非常重要的。

公元4——6世纪的中国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争霸，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绝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时间很短。只有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最后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与繁荣。同时还为其后的隋最终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学界所普遍认同的拓跋鲜卑汉化改革的成功，使其在很短的时间里吸收并融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其实力也因此提到了巨大的提升。另一方面，鲜卑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很强的民族自信心，进而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或许是“毁器”葬俗所能带给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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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这些研究可参见拙著《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中的鲜卑研究史中的相关内容。 3金成淑（韩）：《慕容鲜卑随葬习俗考》，《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

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5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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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海斌：《包头市鲜卑墓葬》，《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17陆思贤：《巴图湾水库区的古墓》，《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年。

18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年。 1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准格尔煤田黑岱沟矿区文物普查述要》，《考古》1990年第1期。 20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

21大同市博物馆：《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年第8期。

22钱玉成、孟建仁：《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3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年第5期。 24田立坤：《科左后旗新胜屯鲜卑墓地调查》，《文物》1997年第11期。 25赵雅新：《科左后旗毛力吐发现鲜卑金凤鸟冠饰》，《文物》1999年第7期。 26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27孙国平、李智：《辽宁北票仓粮窖鲜卑墓》，《文物》1994年第11期。 28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2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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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于俊玉：《朝阳三合成出土的前燕文物》，《文物》1997年第11期。

3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十二台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1期。 32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本溪晋墓》，《考古》1984年第8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 34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

3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36 关于西团山文化的考古材料甚多，其中主要的有：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年第1期；吉林省博物馆：《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张忠培：《吉林两半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年第1期。

37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桦甸西荒山屯青铜短剑墓》，《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 38 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颜乌拉巨冢》，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62年。 3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40 林沄：《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1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上、下火龙村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4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清理简报》，《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 43 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4期。 44 同3。

45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46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47（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 ：《原始思维》，商务印书出版社，1986年。 张碧波：《关于毁尸葬、毁器葬、焚物葬的文化思考》，《中原文物》2005年2期。 金成淑（韩）：《慕容鲜卑随葬习俗考》，《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 48 参见拙著《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第二章中的相关内容。 49 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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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 on the “Damaged objects” Characteristics and Unearthen

from Xianbei Burials

SUN Wei

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d the funerary objects which were with “Damaged objects” (huiqi) characteristics and unearthed from Xianbei burials. These funerary objects included pottery, metal plate ornaments, bronze mirrors and copper/iron Fu(鍑).The author indicated opinions on three aspects：the origin of “Damaged objects” custom of Xianbei burials, the question reflected by the kind and amount of damaged objects, and the function of “Damaged objects” custom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Xianbei tribe and Murong tribe. First, “Damaged objects” was a traditional funerary custom in Chinese north nationalities. Second, the change of “Damaged objects” custom in Tuoba burials indicated that the contact with outsides w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nd it reflected the fusion course with central plain culture of China, and also indicated the spirit of Tuoba tribe still kept som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he change of “Damaged objects” custom in Murong burials indicated that ethnic characters Murong tribe kept were fewer than Tuoba tribe, especially physical things, and Murong tribe kept more spiritual characters than physical characters. Fin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urong tribe and Tuoba tribe was not only physical, but also spiritual.

Key words:Xianbei; the damaged objects; interaction; ethnic characteristics

附：表一：拓跋鲜卑墓葬“毁器”葬俗一览表

1、牌饰（扎赉诺尔M3002：2）；2、铜镜（拉布达林）；3、铜鍑（扎赉诺尔M3014：6）；4、牌饰（三道湾M2：32）；5、牌饰（东大井M4：5）；6、铜镜（东大井M4：3）；7、铜镜（东大井M18：7）；8、陶壶（南杨家营子M16：11）9、陶罐（三道湾M20：3）；10、陶壶（东大井M7：5）；11、陶罐（东大井M7：6）；12、铜镜（赵家房村）；13、陶壶（固阳采集）；14、陶罐（叭沟M2：2）；15、陶壶（七郎山M7：1）；16、陶壶（七郎山M20：5）；17、陶罐（大同南郊M53：1）；18、铜镜（大饭铺采集）；19、铁鼎（补洞沟M2：1）；20、陶瓶（巴图湾水库区M15：1）；21、陶壶（刘二圪梁M1：1）；22、陶壶（元邵墓）；23、陶壶（呼和乌素采集）

表二：慕容鲜卑墓葬“毁器”葬俗一览表

1、陶壶（北玛尼吐M37：1）；2、陶壶（舍根墓群）；3、陶壶（舍根墓群）；4、陶罐（新胜屯M2：5）；5、陶壶（六家子墓群）；6、陶壶（六家子墓群）；7、牌饰（王子坟山台M8713：7）；8、陶壶（王子坟山台M8705：2）；9、陶壶（三合成）；10、陶罐（仓粮窖）；11、陶壶（孝民屯M165：1）；12、陶瓶（孝民屯M1：125）；13、陶壶（三合成）；14、陶壶（仓粮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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